三名“首位”查阅者

　　1月16日，外交部根据《档案法》“30年解密”的要求，正式向国内外公众开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部分外交档案，其中绝大部分密级为“机密”以上。首批开放的是外交部1949年至1955年间形成的档案，约有上万份。根据规定：查阅者必须提前20个工作日提出预约申请，获准后一次最多可查阅10份文件

　　陈平：第一位查阅者

　　《中国日报》国际部编辑陈平对于自己成为中国外交秘档开放后的第一位查阅者，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他还享受到了由馆长亲自签署审批单的殊荣。

　　陈平坦言自己一开始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作为朝鲜问题的长期关注者，他深知相关档案的敏感性。尽管如此，此行还是给了他意外的收获：有关美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使用细菌武器的历史问题，他查到了4篇相关资料，其中一份是国内首次公开的原件。

　　陈平说：“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是还原历史真实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即便是决策者的传记和回忆录都难免主观的取舍，不可能准确记录历史。相比之下，外交档案更为可信。”

　　五十川伦义：第一位外籍查阅者

　　当日本《朝日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五十川伦义从中国媒体上看到“外交部开放解密档案”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真的要公开？”五十川先生笑着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对公开内部事务比较慎重的国家，公开机密外交文件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真的很意外。”

　　五十川立即率领3名日本记者赶赴中国外交部，成为申请查阅解密档案的第一位外籍人士。在那里，他们一口气预约了整整10份文件。

　　他说：“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眼花缭乱。”尤其是两份曾经赫然标注“绝密”字样的文件，更是令他们如获至宝。

　　沈志华：第一位查档学者

　　与前两位相比，沈志华称得上是“档案老手”了。这位曾经编辑出版34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北大教授不仅造访过美国、俄罗斯、台湾、香港的档案馆，甚至还发掘过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等国内州县的馆藏。但他强调，研究国际关系史绝对不能依靠单边的档案资料，而必须利用双边的、甚至多边的档案材料才能求证历史的事实。由于本次开放的中苏外交档案是重头戏，人们公认沈教授是“最不虚此行的人”。

　　沈教授感慨道，在我国外交档案解密之前，为了求得历史文档的佐证，他往往不得不到国外四处查阅档案，“有一次借到美国开会的机会去人家馆里查档案，如获至宝地扛回好几个箱子”。

　　拨开历史迷雾

　　经特批，本报记者有幸成为首位获准进入外交部档案馆藏基地的记者，并用了两天时间查阅拟于第二批公开的秘档，获知一些重要史实

　　历史谜团：是谁错失中美建交的机遇？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苏联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在南京留驻4个月之久，与中共开展外交接触。有人认为，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拒谈态度使得新中国错失了平衡外交的良机，没有左右逢源，同时与苏联、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学术界一直难以用权威史料定论的谜团之一就是：对苏联“一边倒”是中共的既定外交选择，还是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敌视？中美敌对是中共拒绝与美接触的结果吗？

　　对于这个谜团，记者在查阅一份看似无关的纸质档案时非常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194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致南京市委并华东局《同意袁仲贤与克仁斯特继续谈判办法》密电曾附带做出了一个明确指示：“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翻译———编者注）仍请求来燕京，我可照原议准其乘火车并派人送其来平，如其不提，我们亦置之不理。”

　　记者在查证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后发现，中共中央发出此电时，杜鲁门总统已在再三犹豫后否决了司徒雷登北上的请示，原因是：此行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抨击，致使国务院处境困难；率先承认新中国会使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声望大增。早在7月1日，艾奇逊国务卿就指示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看来，中共当年并未以僵化的态度彻底关闭中美接触的大门，而是采取“既不拒绝，亦不主动”的政策。中美敌对并非中共错失良机，而是麦卡锡主义恐怖笼罩美国之前美政要踟躇不前的结果，难怪毛主席后来会发出《别了，司徒雷登》的豪迈宣告。

　　历史真实：周总理初次亮相国际舞台也会心情紧张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向本报记者公布了昔日绝密的《1954年6月21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对代表团讲话纪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周总理第一次以主角身份亮相国际舞台时的紧张心情、谦逊作风和人格魅力。周总理说：“过去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时代，过去的谈判是唱野台子戏。朝鲜停战谈判有些正规，但那是武戏，是全武行，大打出手。这次完全是新的情况。因此，首先要学习”；“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我们应该承认大家水平差不多，众志成城”；“在成绩之下，我们是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成就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尚未掩盖成就，但如做得好，还可少些错误。有时自己急躁发了脾气，对熟的同志更容易这样，老年人最不好的事就是发脾气，也许我曾责备过不应责备的事，我不在此一一道歉，我总的请大家原谅。”

　　30％的遗憾，100％的进步

　　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只占外交部全部到期档案的30％，相对于美国的95％和俄罗斯的80％—90％，我们的比例是否太小了？数十位档案使用者一致认为，尽管有些许遗憾，但最重要的是本次解密开共和国历史之先河，它代表着100％的进步

　　五十川伦义表示，在档案开放问题上，安全性与公开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涉及到国家安全没办法公开的文件还是应当慎重，这点他完全能够理解。

　　韩国《韩民族日报》中国总局局长李相洙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最关注的朝鲜半岛问题公开档案较少，李相洙对此表示“能够理解，美国、韩国公开材料的政策和中国一样，影响到对外关系的文件不会公开的”。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调研处处长杜正艾博士认为，外交档案首次向社会开放，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科学民主、与时俱进、依法治国的精神。“与对开放档案内容的关注相比，我们更关注这一举措本身的意义。”

　　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会长、前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认为，外交部决定开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部分档案意义非常重大，首先说明我们的做法与国际接轨了；再者也增加了外交的透明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时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的考虑和做法，让更多的国际人士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外，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国际问题。

　　廉正保馆长表示，由于档案解密的工作量大，我们在工作进度上只能循序渐进。对于《档案法》公布以来积压的工作，只能一步一步消化。“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从国家利益考虑，我们不可能开放全部档案。国际上许多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如日本1976年开始公布档案，共13批1万件，而我们头一批就公布了1万件，数目并不少。”

　　虽然外交秘档的公开工作才刚刚开始，但是已有不少人提出，这一做法应该在更大范围推广。

　　首位查阅者陈平认为，政府在公开性方面确实在迈进，但是纵向的推广可能更简单，例如，各省市的外事档案可能因此解密。然而期望横向的效仿却会比较困难。

　　杜正艾博士建议，国家可以此为契机，考虑在国家档案局成立一个档案整理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档案，实行档案的归口管理和统一整理、鉴定、开放，而没有必要让各个部委开放单独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