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为了深入关注“禁讨”现象,本报派出两路记者,远赴最多外出行乞人员之一的贵州凯里和最早出台“禁讨令”的苏州。
贵州省凯里市是全国有名的“丐乡”,据称这里有些镇60%的人都出来“讨饭”,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凯里市一个小学有近2/3的小学生曾在春节期间外出行乞,积攒学费。乞讨,已成为当地一些村镇的“产业”。
“凯里乞丐”———今年2月13日,当地民政部门从佛山一次接回33名流浪乞讨人员时,《贵州都市报》首次使用了这个称谓。凯里的这个“产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外出行乞的经历对一个学童今后的发展有何影响?作为中国流浪乞讨人员一个缩影的“凯里乞丐”将走向何方?
在一个贫困地区将乞讨作为生活出路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却开始“禁讨”,以减少流浪乞讨人员对城市的困扰。苏州,这个全国最具活力的古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它出台了全国第一个“禁讨令”。现在,“禁讨”已实施两个多月了,其效果如何?有哪些值得正准备“禁讨”的广州来借鉴?本报记者将一一为你解答。
追踪时间:2月24日-29日
追踪地点:贵州凯里(全国有名的“丐乡”)
出租车司机:从不说自己是板溪人
作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带有浓郁的西部小城特色:楼宇不高,大多数街道,但城市很整洁。街道上,穿着鲜艳时装、打扮入时的妙龄少女与背着背篓、挑着竹筐的进城农民相互拥挤在一起。
惟一能让人想起这是处在苗乡的是那些不时出现的穿着黑色布衣、头上裹着毛巾的苗家妇女。据介绍,凯里全市共有约40万人口,其中苗族超过一半。
“你们凯里出去讨钱的人好像比较多?”当我每次有意无意地提到这个问题时,无论是宾馆的服务员,饭馆老板,还是出租车司机,对此的第一反应都是尴尬的一笑,然后就会立即辩解说:“你说的那主要是凯裳乡和三棵树镇板溪那边,其他地方人都不去(讨钱)的!”
“唉!那里太穷了!不去(讨钱)没办法活呀!”出租车司机于师傅叹息着说道。他告诉我,板溪是个片区,实际上包括浪塞、板桥和平丰三个村,居住全都是苗族人。
“我家原来就住在那边,但我现在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是板溪人。”说到这里,于师傅狠狠吸了一口烟,“那里基本上家家都会去(讨钱),不去的很少很少。特别是每到寒暑假,村里的小孩差不多全都跟着出去了。每次我一说自己是板溪的,就会有人问我去(讨)过(钱)没有。”
当地教师:
学生外出讨钱成风气
我决定前往板溪。在三棵树镇教育辅导站,我找到了一位姓龙的老师作向导。
龙老师今年33岁,毕业于当地一所师范学校。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他叹了口气说道:“我们这里实在太穷了……不瞒你说,我读书全部都是借的钱,欠下的债直到去年才还清。”
他说,镇里5万人,每年外出打工的差不多有1万多。“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很多村里死了人连抬棺材的人都没了”,龙老师指着车窗外的小村寨对我说。
小村寨坐落在半山腰,一座座木板房从眼前闪过,木板墙壁大多没有光泽,泛着黑色,还有的透着陈旧的黑色,一间刚刚盖好不久的木板房格外显眼。
“这里还算不错的地方,至少交通要方便些,比板溪那边强多了!”龙老师指着我们脚下的水泥路说,这条路一直通往湖南。
龙老师说,每年一放寒暑假,板溪一带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到外面去讨钱,这在当地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
为什么这么多人出去乞讨,龙老师再次叹了口气,“这里本身自然条件就不好,山高,地少,交通不便,加上受传统观念影响,每家人都生三四个孩子,有的甚至还有五六个,人多地少,地里的粮食连吃的都不够……”
龙老师说,让他们稍微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外出乞讨的学生很多,但当地真正失学的孩子很少。一般在假期结束时,这些外出乞讨的孩子都会按时回校上学。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停在浪塞村口时,我确信了龙老师前面所说的话:一幢幢木屋不但陈旧,而且好些房屋的木板已经腐朽脱落,有的村民在洞口拉了塑料袋抵御风寒,而有的则直接敞露着———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切仍然让我感到震撼。
学生家长:
有办法就不会让孩子讨钱
浪塞小学设在半山腰,我们到达时,正是下午放学时分。身着花花绿绿的孩子们蜂拥而出,很少有人背书包,大都把书直接抱在手里。
学校有多少学生在假期外出乞讨?李杰校长说:“差不多有六成左右的学生会在假期外出讨钱,尤其是在春节期间。”该校302名学生,有196名学生今年春节外出乞讨。
“这些外出乞讨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家庭比较贫困,如果不乞讨,他们很可能就会辍学”,李校长如是说道。
当我在浪塞小学见到李英平时,这个15岁的小孩刚刚从佛山“讨学费”回到村里十来天。“头天考完试,我们第二天就去了,我们扒的是煤车,一共有12个人,去过肇庆、佛山、龙江、西桥,我们住在大街上,下雨时就躲到别人屋檐下……”小姑娘抿着嘴一一回答着我的提问。
“为什么要出去讨钱?”
“因为家里没有钱,我想读书!”说到这里,小姑娘眼睛有些红润。
她告诉记者,她四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后来爸爸又给她娶了一个哑巴后妈,并给她生了一个妹妹。他们家四个人,但却只有她爸爸一个人的土地。
李英平说,因为家里穷,她8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村里人一齐出去讨钱。一般一天能讨十几元钱,讨回来的钱都拿去买粮食吃。一直到了十岁那年,她才用自己偷偷攒下的钱上了学。
随李英平来到她家,这是一座木板已经发黑的木屋。屋子一共两间,屋里除了一些农具外,连桌子都没有。李英平的母亲,一个三十多岁的农家妇女,从墙脚搬来了一张小板凳。正和她比划着,李英平的父亲回来了,他的个子比较瘦小。说起孩子乞讨的事,他低下了头,“没有办法,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要是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让孩子出去……”
学生:
挣钱后再继续读书
2月24日,李明飞从学校回到了家里。今年17岁,正上高一的他准备休学一年,外出打工挣上钱后再继续上学。
李明飞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患有甲亢病,早已辍学在家,两个弟弟,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小学六年级,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小学三年级。父亲前些年因为带头组织村民阻挠计划生育工作被判刑坐牢,去年刚刚刑满释放。母亲身体不好。这些年,全家人一直靠外出乞讨供他们读书。
“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跟着他们出去讨钱,一直到初三,从来没有在家里过个春节”,站在自家那四面透风的房子里,李明飞喃喃说道。
按照当地风俗,一般小孩读初中以后就不再外出讨钱了。李明清说,没有办法,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
他说,今年寒假一放假,他的弟弟、妹妹和母亲四人就到广东开平、台山等地讨钱去了,一直到2月9日开学时才回来。但四个人只讨了1000来块钱回家,而这,还不够偿还他上学期欠下了生活费。
“三弟在凯里六中希望班,那里不用交学费,不然他也跟我一样读不成的……其实,开学后我也去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可想到家里实在交不起钱,我就只好偷偷跑了回来。”李明飞说这话时,眼睛微微有些发红。
“其实我们准备把牛卖掉让他上学……”李明飞的舅舅在旁边插话说。
“那咋能卖,卖了用啥耕地?”李明飞当即大声反驳说。
走进李明飞的卧室,外墙一面木板已经全部腐朽,全靠塑料袋遮风挡雨。李明飞说,他准备3月份到广州来擦皮鞋……
乞丐变装偷偷乞讨
追踪时间:2月26日-29日
追踪地点:苏州(最早“禁讨”的城市)
市民心声:乞丐少了清静多了
2月26日晚上,在苏州步行街观前街玄妙观对面、一个手机城外的小巷里,一个12岁的小乞丐有点丧气地说:“我今天只要了几块钱,太少了,那些穿制服的人老赶我们。”说话间还不时地四下张望,生怕他们的“天敌”———城管执法人员“从天而降”。
2月27日,行走在苏州的繁华街区以及拙政园、网师园等著名园林风景区,除了拉生意的三轮车师傅外,记者看不到其他城市共有的一道另类风景线:行乞者。在观前街,记者来回走了几遍,没有发现一个乞丐,而每隔30米就会有一个城管的执法人员在管理。
“现在在观前街买东西很舒服,那些缠人的小乞丐不见了,让人清净不少。”一个自称曾经饱受乞丐“缠功”的苏州女市民这样对记者说。而正在观西一家服装店前执法的城管执法人员说,他们一旦发现有人在观前街内乞讨,一般先会上前劝其离开,“我们目前主要是以驱赶为主。如果劝离三次仍顽固继续乞讨的,我们就会把他扭送派出所。我们都是24小时值班的,所以现在观前街几乎没有什么乞丐。”
但记者随后在苏州的繁华地段行走时,不时有一些穿着整洁的人从路旁突然伸出手来,吓人一大跳,一问才明白是乞丐。“现在不让在街面上讨要,我们就只好偷偷讨,还不能穿得太破,否则就被盯上。”一个乞丐这样告诉记者。
晚上行乞
乞丐与城管捉迷藏
2月27日下午,苏州市救助站。记者刚刚到达,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送来了4个精神病人。站长朱庆华说,其实真正走进救助站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很少,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救助站现在每天只有二三十人在站,而且多以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为主。平均每天只有十来个人前来咨询或寻求救助,多是务工不着或寻亲不遇的非救助人员。
救助站没有乞丐,苏州的乞丐都到哪里去了?
一名城管人员的说法是:都躲起来了,随时都可能出来。
观前街执法的一个城管人员说:“其实现在虽然不允许在这里乞讨,但他们很精明的,有空子就钻。他们白天不出来,但晚上会出来。一些地方到了晚上管理就会比较松,乞丐就趁机讨要。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救助站里,卖花女刘群花告诉记者,操纵她们卖花强讨的“叔叔”不久前被警察抓了。自从“禁讨”以后,她们的生意就不是很好做了,以前每天可以卖掉10来20枝花,收入50多元,但现在只能卖出几枝,并且要转移战场到夜间娱乐场所去,“如果不是‘叔叔’被警察抓走,我们几个还会继续卖花。”
一名安徽籍的中年乞丐对记者说,不少转移到城乡结合部的乞丐都在观察时机,“等城内不那么严了,还要进城,因为那里人多,要的钱也多。”
对此,公安局的奚处长表示,“禁乞”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乞讨问题不是几天就能解决的。
劝离无效
乞丐被送派出所
2月27日中午,观前街派出所。因为在观前街乞讨,多次劝离无效,一位中年残疾乞丐被城管执法人员送入派出所。
该所的王副所长给该乞丐出示了一张“苏州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告知卡”。记者看到,告知卡正面印有“可以向苏州市救助管理站求助”的提示,并写有救助站的地址、联系电话、邮编及可到达救助站的公交车路线。反面则有一张前往救助站的简易路线示意图。而在虚线左边的存根联上,则印有需由执法民警填写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户籍地址、居住地址等乞讨者的个人资料。
“对这些乞讨者我们将分类对待,”王副所长说,“未成年人、智障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将会强制护送到救助站,其他的就遵循自愿原则。”
禁令针对强讨恶要的乞丐
在苏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胡伟华副局长给记者出示了的一份《通告》,具体内容为:民政、公安、城管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法、管理工作中,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其向苏州救助管理站求助;在观前街、火车站、三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等繁华街区以及风景旅游区、重要公务活动场所、交通要道,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法、管理中如发现有流浪乞讨人员,应劝其离开,对不听劝阻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进行治安处罚。对强讨恶要、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流浪乞讨人员以及幕后操纵教唆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胡伟华说,市民、游客的投诉让苏州市委、市政府极为头痛,“这已经严重影响了苏州的开放、旅游城市和文化名城的形象。加上6月份世界遗产博览会将在苏州举行,我们有必要给大家一个美好的苏州城市印象。”
胡伟华副局长表示:“苏州市在这方面算是走得比较早吧。这份《通告》主要是针对强讨恶要的乞丐,对不妨碍交通和行人是不管的。算是一个尝试性的东西。”
“在《通告》出来后几天,苏州城里的乞丐成群结队地往吴中区等城乡结合部大转移,像搬家公司一样浩浩荡荡的,他们说,苏州城里现在不给讨了,等风声过去再回来。”一个市民这样向记者描述。
苏州市公安局宣传处的奚荣武处长说,《通告》是经过各方的论证和探讨,历时半个多月才出台的,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条例》和国务院颁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制定的,“我们要有法可依,又有操作性。”奚处长还表示,《通告》的主要精神是保护性救助,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乞丐。执法人员随身要带告知卡,并用车子送他们到救助站,此外还要制止强讨恶要和操纵未成年人乞讨现象。
南京今起执行“禁讨令”
新快报讯从今日起,南京城区内将设立“禁讨区”。由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卫生局四大部门共同发出的《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规定,将“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并将本市车站、码头、机场、四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繁华街道等地区“作为重点救助区域”。
通告中规定,公安、城管执法等执法人员在执法、管理工作的时候,如果在这些区域内发现流浪乞讨人员,要告知他们可以向救助管理站求助。此外,对在南京城区街巷流浪乞讨人员中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将由公安、城管的执法人员将他们依法进行保护性救助,主动护送、引导到救助管理站。如果流浪乞讨人员不听从劝阻,影响了社会秩序,将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治安管理处罚条理》的有关规定给予治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