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并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拉美现象，他对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有很高评价

卢中原认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已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谢立中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即经济总量的提高在为社会的急剧分化 创造了物质前提的同时，也为两极分化的缩小创造了条件

　　在经历了一场冷风逼人的倒春寒后，早春不期而至。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一条似乎与两会没有太大干系的信息引起了一些参会代表和媒体的注意——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并不让他们感到陌生的统计信息。还在新年过后不久由国家统计局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便向在座的中外记者公布了这一统计数据。

　　两会期间，这个数字再度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在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这样对记者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历史意义。”

　　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凸现矛盾，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中国是不是也站在这样的岔路口上呢？

　　“事实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阶段性的变化是在上世纪末完成的。”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如是说。

　　据卢中原介绍，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人均GDP在756美元以下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199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80美元，从而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开始向中低等收入国家迈进。

　　“这是判断中国重大阶段性变化的首要标志”卢中原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跨跃。第一次是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跃。第二次是90年代到上世纪末，我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跃。”

　　在卢中原看来，虽然这种小康是低水平的、发展也还十分不均衡，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已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站在十字路口

　　GDP数字是枯燥的，但它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升级上。

　　据卢中原介绍，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处于温饱型阶段时，人们的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吃、穿、住、用四个方面。进入小康阶段后，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多的是围绕着居住和出行条件而展开。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人们对汽车、住房的需求不断增长。

　　“2002年以来的买车买房热，便是这种变化的序幕。”

　　消费结构的升级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卢中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经济调控能够做出合理的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就会推动产业结构的升极和经济增长的加速，从而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投资的扩大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否则，就可能出现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发展较慢这样的结构性失衡。譬如重工业发展过快，而轻工业又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即经济总量的提高在为社会的急剧分化创造了物质前提的同时，也为两极分化的缩小创造了条件。

　　谢立中进一步解释道，从经济体制来看，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市场经济体制，只是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与此相应的规则和规范还没有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不完备的小康水平，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从不完备的小康社会进入到完备的小康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畸形发展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在经济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因为整个社会的盘子不大，可供富人们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这种分化不会很大。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即使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甚至更多，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加剧的局面。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化机制会把这种分化拉平。”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缺乏一套比较规范的、合理的能够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缺陷的再分配机制。

　　因此，谢立中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对拉美现象说“不”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是否会重蹈拉美等国的覆辙，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认为，很多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政治上的危险过渡期，但是这个危险期并不是由于富裕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追求富裕过程所致。

　　在李强看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开始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这些不同的利益团体有着不同的诉求，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把这些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声音容纳进来，使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能够在一种正常的宪政体制里表达出来，通过互相的冲突和交流形成某种决策的话，就容易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

　　李强认为，在社会利益多元化迅速发展时期，政治上最容易出现这样两种危险。第一是体制僵化，无法容纳多元利益的表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利益急剧分化时，政治体制十分僵化，拒绝引入民主成分，结果是多元利益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表达，那些利益得不到表达的阶层就可能变得激进，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从而造成社会与政治冲突，第二种危险是政府在面临社会民主化压力时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方式实行民主化。民粹主义与宪政民主表面上有共同之处，二者都强调人民的主权地位。但在具体运作中，二者有明显区别。民粹主义的基本倾向是赋予“人民”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地位，在政治行为中唯民意为依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动辄诉诸公民投票，议员罢免。西方成熟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共和主义政治，具体说，就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注重三种因素的混合与平衡，这三种因素就是民主表达和民主参预的成份、精英专家具体施政的成份、以及强有力的政治家领导成分。

　　“我们在分析拉美现象时必须注意民粹主义对拉美发展的影响。不少拉美国家的政治实际上是在权威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恶性循环。最初是政治制度僵化，拒绝民主。然后是民众运动的爆发，导致民粹主义政治。民粹主义政治不仅导致政治不稳定，而且往往会迫使政府追求福利主义经济政策，从而使经济丧失竞争力。”

　　李强并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拉美现象，他对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有很高评价。他强调，中国政府正在从权威主义向责任政府转型，所以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感到乐观。

　　关于责任政府，李强这样解释道，传统上，人们在讨论政治时一般将政治权威运行的方式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权威主义，其特征是政府基本上不受民主制约，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去行事。另一种是民主政治，政府反映民意，而且，有一套包含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制度化体制，如选举制度等。但是，如果细分的话，介于这二者之间还有一种责任政府。这种政府包含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的机制。一方面，人民在有一定的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的权利与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对重大决策的目的、根据、过程、结果要通过一定方式向人民有所交代，对人民反应强烈的问题要有所回应，有所解释，对明显的施政失误或违法违纪行为要有所纠正。责任政府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要素，是一个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

　　“十六大以来的中国政府已经具有明显的责任政府的特征。中央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人民的意见、利益，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十分关注。这种责任政府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容纳多元利益的表达，并为建立更加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奠定了基础。”

　　深化改革：中国别无选择

　　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够平稳地过渡到“黄金发展期”的关键，在于深化和更快地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未来的10—20年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矛盾在加剧。

　　最近一段时期，关于2004年经济总方针的争论，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变化趋势的争论以及关于中国的城乡关系变化前景的争论等等，都是这种难度、复杂性和矛盾的直接体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认为，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已有的改革观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改革必须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进。

　　强调全面协调的指导思想，意味着在改革的方式上应该采取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战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当机立断地推出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不能拖延，与此同时其它改革也不能落后。否则，如果是单兵突进，改革最终还会退回到老路上来。

　　“譬如农村税费改革，有人把农村税费改革看成是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革命。但现在在一些县，税费改革就出现反弹、推倒重来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乡镇机构的改革没有跟上，仍然是食之者重生之者寡，这就陷入了“黄宗羲怪圈”，越改负担越重，没办法还得推倒重来。农村税费改革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县乡机构改革协调推进，那税费改革也很难到位。”

　　卢中原认为，今后几年经济领域的改革将越来越多地触及到那些深层次的、目前尚未触及到的矛盾，触及到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

　　“譬如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要打破国有经济目前这种垄断地位，进一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进一步完善银行金融保险各个行业的风险管理机制。此外，引入非国有经济成份是金融体制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因为原来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在工业、商业和建筑业，今后金融业中会有更多的民间资本和非公有经济进入。”

　　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是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攻坚课题。目前我国在电力、民航、铁路、电信这些垄断领域的改革已经有所推进，但还没有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深化。这些行业的改革方向是根据本行业的具体特点制定、引入不同的竞争方式。

　　卢中原认为，中国目前的城乡分割体制亦需要进一步改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里，最重要的是城乡和区域的统筹，要缩小城乡和区域间的差距，就必须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为城乡、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创造比较好的体制环境。中国过去的改革是农村改农村的，城市改城市的，两者互不搭界。这是中国的改革能够以渐进式的方式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在这种分而治之的改革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让城乡改革协调进行。

　　卢中原认为，为了使中国的发展进程能够顺利地推进，还必须加大对转变投资体制的改革。

　　“投资体制的改革在前些年中进展比较缓慢。不同部门对什么叫公益类投资什么叫竞争性投资意见不统一，争论不休。另外就是怎么样设计方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志。现在这个方案已经出台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样按照这个方案指出的方向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我个人理解投资体制改革就是围绕着‘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壮大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负责’这样一些原则进行。政府对投资不要干预的太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就是政府公共投资应该限制在比较少的领域。大量的应该让社会投资进行。”

　　除此之外，卢中原说，财税体制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攻坚课题，它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利益怎么合理分配，以及怎样通过税的改革来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特别是资本的重组能够跨地区展开等。财政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央怎样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从而使中央政府能够有稳定的财政来源、收入来源对落后贫困地区给予支持，为协调区域差距提供比较有利的调节手段。

　　在经济领域的改革逐步向纵深方向推进的同时，非经济因素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推进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便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认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围绕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开展。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而不是过多地干预经济运行。

　　“亚当·斯密把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概括为：一，司法，即提供经

　　济发展和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法律和政治的秩序。二，国法，即维护国家安全。三，做一些民间和私人没有办法做的社会工程。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应该以提供这样三种公共服务而展开。”

　　李强认为，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二是政府职能的不到位。

　　“我们现在的不少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时是不到位，在利用权力谋取私力时是到处越位。越位的原因是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政府应该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

　　李强强调，政府既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也不应该过多地把社会福利、社会公正的职能大包大揽，政府应该做的最基本的事情，是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正常的法律和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