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灰色收入现象，业内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象，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现在所实行的“医药分家”和“药品招标采购”都不见得是良方

　　宋小欣是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一次外出忘记带上手机，回到家一看，仅半天多时间，手机上已有27个未接电话，其中21个电话没有重样，全是医药代表打来的。

　　“在医药代表这样猛烈的攻势下，医生根本没有不吃回扣的。”宋小欣对《财经时报》说，“我们是常在河边走，而且是在浪头汹涌的河边，没有人的鞋是干的。”

　　医疗领域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主要以三种方式存在于医疗行业中——拿红包、吃回扣和走穴。

　　拿红包

　　据一家医院急救室的一位医生介绍，他在大学学医时受到的教育是：遇到车祸事故等群体伤者抢救时，那些拼命叫唤、呻吟的可以先放在一边，反倒是那些没什么声息的得先抢救，因为他们已经快不行了。但他在工作后发现，这种“人命关天”的抢救顺序有时会被金钱扭曲。

　　在早已严重超载的某妇幼医院住院部，记者看到了刚刚生完小孩的袁小倩。因为父母都是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尽管前头排了一个“加强班”的人，袁小倩在临产前半个多月就能住上院。

　　后来，袁小倩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前她和老公商量：“虽然在医院有亲戚，但该打点还得打点，这是规矩。”

　　她老公在床头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主刀的大夫1500元，帮忙的大夫500元，在场的3名护士每人300元，麻醉师300元，这是做手术的。住院期间还要给负责料理的护士送点东西，走的时候，给护士值班室送去了两箱可乐，她们很高兴地收下了。”

　　袁小倩这次生孩子，住院半个多月，光是红包就送了近5000元，还不算更高昂的住院费和治疗费。“如果不认识人，花得还要多。”她说。

　　新疆乌鲁木齐一家三级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王磊告诉记者：在他们那里，一般的大手术，主刀大夫可以拿1000元到3000元；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有名的医生可以拿到5000元。

　　拿红包的主要是外科手术医生，而且拿红包是医生灰色收入中最不安全的一种。比如手术后的并发症，如果病人手术后出现这类问题可能要找医生算账，拿红包的医生一般害怕因此成为被告，所以很多人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

　　回扣

　　以貌取人是服务行业的“通病”，在医院里则有着特别的意味。

　　“到医院看病，最好穿得寒酸些，因为医生会边看病边打量你的衣着。如果看出你有钱，医生会给你开最贵的药。”宋小欣医生的话可以让人们部分明白，为什么看病时医生总是异常热心地询问患者干什么工作，收入高不高，原来是在探听病人的囊中虚实。

　　据卫生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去年我国居民平均每人看一次病要花79元，住院要花2891元。这两项费用中，药费分别占了60%和47%，这说明，药费是决定医疗费用的最主要因素。

　　药品从出厂到进入消费者手里要经过多道程序，在各级代理商的流通领域，药品的价格已经翻到出厂价的数倍。其中国家规定，三甲医院最多只能在药厂提供的进货价上加价15%(其他级别的医院依次递减)，同时，医院还可以从药厂的进货价中提取5%的利润。作为医疗机构，医院从药费中赚取的钱比起药价本身来说似乎并不多，约20%左右。

　　但圈内人士透露，流通环节中还得折进给医生的大约10%-30%的回扣，有的甚至更高。可以看出，医生从药品吃回扣已成为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

　　为了打点医生和医院的有关环节，药厂除了送钱和送礼外，组织医生旅游更成了家常便饭。宋小欣告诉记者，在她们医院存在着三种“级别”的旅游：医院院长一级是每隔一个月的“欧美游”，药房主任级别是每个月的“国内游”，而各科有处方权的大夫则是隔个几周的“京郊游”。

　　“搞定院长，是为了让大宗药品可以进院；搞定药剂科主任，可以让药房在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多进药，有时明明是其他的药没有了，这种药还有，但药房仍然会进这种药；搞定大夫是因为，有开处方权的大夫是药品销售的最终环节，医药代表必须和科室中几个主要医生建立好关系。整个一套从上到下都要打点，这些医药代表也够累的” 。

　　“医药代表的典型形象，就是拿着一个贵重样子的皮包大摇大摆地到医院去，不干别的，就是给医生点钱。”药品销售人员杨力伟对记者说，“有些医生算得精着呢！有时因为回扣不均的事，几个医生吵打起来，我就碰见过几次。”

　　对医药代表来说，攻克一家医院可以说像攻克一座堡垒，任务艰巨，但攻下后，就可以坐着收钱了，有的成功的医药代表仅仅一年就买了车和房。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被攻下的“堡垒”，竟可以成为医药代表的“领地”，被卖来卖去。

　　“卖药属于自己独立经营，这与在大公司打工并不一样”。杨力伟原来是生物系本科生，毕业没多久就开始倒腾医药生意，两三年赚了几十万元，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卖药经历：

　　1999年前后，杨在福建福州开拓医药业务，为了拿下当地一家大型医院，他拿了4万元现金去攻城，最后“拍倒”了一位副院长。当时对方答应以后每个月都进他的货(属于100多元的单价，厂家允许他自己提50%的那种)。但天有不测风云，医院忽然接到命令要进行药品招标，结果他代理的厂太小，没有中上。

　　“此后进货只能断断续续，没法把投入的钱挣回来。”杨力伟说。由于这个网点每个月只能收到2000-3000元利润，他只好将整个“码头”(并非公司)开价3万元盘给了另一个人。

　　走穴

　　和红包一样，走穴一般也只是外科大夫才有的“专利”。

　　据了解，走穴的现象在各地都很普遍，但行情则是因地制宜。据王磊透露，如果由乌鲁木齐市到地方去，一般做一次手术可以赚1000多元，而北京、上海三甲医院的大夫，到地方上可以赚到5000多元。如果是知名专家，价码还可以超过1万元，甚至数万元。

　　走穴收入的灰色似乎比回扣和红包要浅一些，因为它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如可以提高医疗技术不发达地区的医疗水平，加强技术交流，使大医院过剩的人才得到充分利用。但走穴同时也存在很多隐患和副作用。

　　首先是因为有了走穴，一些条件差的医院什么病人都敢收，无形中增加了治疗的风险。“医院开展诊疗活动不仅仅是医生的事，一台手术的成功不可能是一个名医就可以保证的，还包括检验、器械、护理等各个方面。‘走穴’医生一般不会留守，一旦病人出现意外，责任由哪方承担也不明确。”一位医疗界人士指出。

　　其次，因为一些医生忙于“走穴”，医院一些科室往往只剩下几个人应付日常工作，扰乱了医疗秩序，影响了医院的经济收入。

　　最后，因为走穴不交税，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灰色收入。

　　去年，卫生部出台有关医生兼职的规定，明确医生可以应聘于不同的医院。有媒体指出，这就意味着卫生部对医生“走穴”予以认可。但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教授认为，卫生部的文件是对合法的兼职予以认可，比如有正式聘任、定期上课这样的兼职行为。而对偷偷摸摸甚至偷税的行为仍要禁止。

　　解决措施

　　对于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灰色收入现象，业内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象，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现在所实行的“医药分家”和“药品招标采购”都不见得是治本的良方。

　　王磊提出，要改变医疗界的这些灰色收入现象，首先是要提高医生护士的收入。由于长期的国有体制因素，我国医护界人士尤其是医生的公开收入太低。在北京的大医院，主任医师级别的大夫也就能拿到3000多元钱，刚来的医生1000多元，奖金也很少。比如说做一次手术，医院将创收的收入拿出很少一部分以奖金形式发给科室，而科室里人人有份，真正奖励到主刀大夫手里的极少。

　　蔡仁华教授也认为，消除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和根除灰色收入都将非常困难，重要的是，从机关领导上就要做到清正廉洁，这样才能要求下属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同时，他认为应该借鉴国外医疗收费的办法，按病种收费，而不是按项目收费。

　　比如，按照阑尾手术收多少钱来收费，而不是按照做某项化验收多少钱来收费。如果按照项目收费，在医院为了牟利的情况下，一些可有可无的化验项目，医院都会鼓励病人去做。而将整个病种打包计算费用后，由于总数有了预算，医院只能在总数中平衡精简，省去不该做的项目，也节省了病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