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育被称为“全民消费”，而教材以庞大的发行量和令人难以想像的巨额利润，又被视为“餐桌上的牛排”，成为各出版发行商窥视的美味。

　　中小学教材由于出版和发行的垄断，积累形成了一个与市场竞争绝缘的“暴利堡垒”。这种出版管理部门指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总发行的垄断运营机制，使中小学教材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广州教育部门的统计，20年前，中小学生每学期的课本费不超过10元，而现在普遍达到了200～300元，上涨了二三十倍。广东省出版集团的调查显示，新华书店利润的70％来自中小学教材，多数乡镇书店更是达到了90％。难怪出版业和中学教育去年曾双双被《共鸣》杂志列入国内十大暴利行业。

　　我国图书出版业某种程度上是靠教材和教学辅导材料类书籍“养活”着。据介绍，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比例占到课本总量的六成以上。而从终端销售的情况来比较，中小学教材出版的总量占据了中国出版业80％的市场份额，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全行业平均利润的520％。

　　广州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介绍说，现在一般的出版社大都微利经营，而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即使按现在国家规定的5％的利润率，往往一种书一年也能稳赚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出版社如果能够“攀”上一种教材，就基本旱涝保收了。

　　缺少竞争的教材出版业不仅导致中小学课本和教辅资料价格的逐年攀升，更导致了教材质量的不尽如人意。经济学家茅于轼分析说：“一本教材的出版，受影响的人非常多，而现在很多教材仍然非常守旧，甚至有很多思想还是错误的，只有竞争才能推动教材质量的提高。”

　　教材垄断：教育腐败的“沃土”

　　教材垄断不仅加重了百姓教育负担，更成为教育腐败的“沃土”。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各地的教材出版发行普遍实行暗扣，由此引发的教育腐败每年就数以千万元计，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的垄断。

　　广州一家民营学校的校长向记者透露，学校从新华书店订书可以拿到5%的让利。虽然这与直接从出版社以七五折拿书的利润相比少得多，但毕竟在教材垄断的格局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据介绍，欧洲、美国、日本、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编写、审定和选用互相分离，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法规作保障。例如，战后的日本，有发行法、发行法实施规则、无偿法、无偿措施法执行令、独占禁止法等相关法律，涵盖了教科书的编写、审定、选用、发行供应和无偿供给等环节。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教科书都由多家民间教科书专业出版社组织编写和发行，英国约有100家教科书出版社并联合成立了教育出版社协会，日本约有70家教科书出版社。

　　而国内的出版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定性为事业单位，它没有被当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直接阻碍了出版行业的资源优化配置。

　　砍除暴利，“第一板斧”手起刀未落

　　打破教材出版发行“垄断坚冰”，在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中引入竞争机制，这既是减轻教育负担、消除教育腐败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中国出版发行业竞争力的必经之途。

　　早在2001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就共同发布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和《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按照“2001年时间表”，到2003年春季，全国各省市都要进行招投标试点，2004年这一工作将在全国推行。

　　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和发行实行分离、公开竞标，既有利于提高教材编写质量，也降低了价格。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在安徽、福建、重庆三地进行了试点，对《小学英语》、《初中化学》等9种教材实行了招标，结果显示：这9种教材价格平均下降了7个百分点。业内人士分析，教材出版发行引入竞争，将为全国人民减轻教育负担10多亿元。

　　教材出版发行的招投标是砍除暴利的“第一板斧”，但实际上，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改革的步伐比“2001年时间表”要慢得多，2003年全国的招投标试点几乎没有进展，今年全面推开也几乎不可能。广州市版权局的一位负责人说，目前广州教材出版仍然是指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全面负责发行。改革何时真正启动？这既是中小学生家长的期盼，也是中国出版行业提高竞争力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