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五一”黄金周前开张的昆明野生动物园，营业仅仅12天便发布了停业整顿公告。这成为国内因赶风潮上马、又因诸多问题被迫停业的野生动物园中的典型个案。

　　今年“五一”期间，昆明天气炎热，新开的野生动物园内，大量游客无处遮阴避暑。一天6000多游客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仅能容纳200人的规划设计。游人参观时必须乘坐的电瓶车不够，造成园区秩序混乱。据当地报纸报道，全省黄金周期间80%的投诉反映的是野生动物园的问题。“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野生动物已经开始生病，甚至死亡。”一位参与野生动物园筹建的在昆明动物园工作的兽医，5月2日在野生动物园了解到，该园的梅花鹿已撞死3头，两头年幼的黑熊已不治而亡，买进的4只大羚羊也全死了；另有一只鸵鸟跌断了腿，两只黑猩猩因病正在治疗中。他说，“黑猩猩一天应当吃七八公斤最好的苹果，还要喂牛奶和牛肉，但这个野生动物园只给它们配三四公斤很差的苹果”。

　　异地喂养野生动物要求有很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据了解，这个野生动物园只有部分饲养员经过昆明动物园的短期培训，显然专业技术力量不足。

　　相似的情况在不少省市亦有发生，目前正在经营的野生动物园也大多客源枯竭、动物福利降低、园区经营惨淡。据武汉媒体报道，4年内武汉的大型动物园激增至7家，各种与大型动物有关的怪事也不断出现：狮牛大战、老虎脱逃、猛兽伤人、游人钻入猛兽区……市民担心不已。而各动物园的客源渐被分流，效益萎缩导致一些园区的野生动物不得不“节衣缩食”。

　　与各城市的野生动物园盲目追风上马形成反差的是，受公众欢迎，具有科普、科研和动物保护多项功能的传统城市动物园，却面临着被迫搬迁、摘牌、变卖转让的困境。在成都，由于野生动物园经营不下去，政府提出成都动物园关门，把园内动物卖给野生动物园；西安动物园已迁至秦岭野生动物园；大连、沈阳、哈尔滨的动物园正在搬迁；太原、昆明、福州、厦门等动物园也面临搬迁或关门。

　　蜂拥而上建野生动物园的现象已引起社会关注。专家认为，目前有3种情况，一种是同城间动物园发展“超载”，出现恶性竞争；另一种是政府保护垄断，以牺牲公益性质的国有动物园为代价，关掉原有动物园以支持投资商经营野生动物园；再就是北京，准备把百年老园迁往百公里外的远郊县，原址改作他用。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等4位专家写信给建设部和北京市领导，对动物园问题发表了意见。信中写道：“城市动物园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一座城市具有生命力的博物馆，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是动物园的重要功能之一。北京动物园已被科技部、教育部、中宣部命名为中国青少年科学教育基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若迁到远郊，交通不便，此作用将被大打折扣。”

　　吴良镛认为，动物园的设置对地形、地貌、植被、风向、土壤、地下水位、水源等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千万不可草率行事。

　　其实，相比普遍经营很差的众多野生动物园，一些开园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城市动物园，总体效益相当不错，如昆明动物园每年总收入接近2000万元，职工年收入不低于3万元。昆明动物园主任李韵葵说，在保证员工收入和动物驯养繁殖的前提下，该园每年还向主管部门上交近500万元，是“全国十佳动物园”之一。

　　让李韵葵不解的是，既然城市动物园经营得挺好，为什么政府铁了心要关掉它？

　　对此，昆明市政协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岳卫平说了句一语双关的话：“昆明动物园的建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属于社会公益性质；而民营野生动物园是企业家的投入，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

　　据了解，为追求回报，一些野生动物园的经营者或减少投资成本，或寻求刺激的观赏效果，有的不惜让密集的围网变成稀疏的栅栏；有的在动物表演区不设护栏和围网，以电线围成一圈了事，任游客将举着相机的胳膊伸进表演区。

　　事与愿违，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野生动物园经营状况并不乐观。

　　重庆野生动物世界2001年开园时，当年门票收入6000万元。可惜好景不长，此后3年西南地区迅速建起5家野生动物园，竞争更激烈。成都野生动物园已是负债累累，面临生存危机。珠江三角洲的两家野生动物园短兵相接，惟一的竞争筹码就是降价。海南省相距不足10公里内的3个动物园因竞争剧烈，导致珍稀动物相继死亡。据重庆野生动物世界总经理姜文君测算，国内至少有2／3的野生动物园在苦苦支撑。

　　问题还不止于此，对上述危机茫然不知的一些中小城市，正开始筹建野生动物园。显然，众多野生动物园上马造成的投资危机已开始波及中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