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在湖北省监利县，一场直指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试验不仅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受到了媒体和专家的广泛关注。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小岗村”，还是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甩包袱”，监利的教育困境和改革探索直接牵动着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心。

    “农村教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

    谈起何以要触碰农村教育的“雷区”，监利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在教育系统工作了２０多年，从来没有感觉到农村义务教育像现在这样困难。”一位校长反映：“学校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目前农村的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农民下一代的素质和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监利县柘木乡石桥中学有一幢新教学楼，三扇铁门至今只开了一扇。“三扇铁门要３０００元，学校只付给做门的师傅１０００块钱，两扇门的钥匙他一直没有交给学校。”校长刘和平告诉记者。石桥中学债务上百万元，主要是“普九”达标中征地、建房欠下的。税费改革后，学校收费渠道变窄，运转困难。“没办法，我们只好发动校委会成员自己想办法借钱，上学期一共借了１５万元，我个人就借了３万元。这学期的学费收上来，先还了１２万元。”

    被债务缠身的不仅仅是石桥中学，记者调查的十几所城乡中小学，几乎都是债台高筑。监利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也说，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每逢开学之日，便是债主讨债之时，债主封堵校门的事时有发生。不少学校不得不寅吃卯粮、旧债新偿，才得以维持最基本的运转。一些学校将杂费的大部分用来偿还“普九”欠债，以免债主封门。有的学校甚至要求由老师先垫付粉笔的费用，有钱就还，没钱就拖着。

    已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监利县教育局原局长匡进平对记者说，当时作为教育局长，我很困惑，经费问题突出，学校运转困难，财政又拿不出钱来，以至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屡踩“红线”。“譬如实验小学的校长，我撤了他，可是我也很同情他，学校水停了、电停了，他被逼得没办法，才去冒这个险。”

    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负担得到了明显减轻，但基础教育谁来“买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过去是“人民教育农民办”，农村基础教育的“担子”大部分落在农民肩上，税费改革后，农民卸下的“担子”政府又尚未挑起。

    “池鱼之病”呼唤改革创新

    柘木乡张庙小学既不是公办小学，又不是村办小学，有人说它像“私塾”，有人说它是“集体办学”。这个现有５个年级４个班共６８人的学校，是家长们自发联合起来兴办的。

    ２００２年秋季，按照全县并校减员的改革方案，当时有１０２个学生的张庙小学也要撤了，这些孩子们将步行５里路，穿过一条汽车穿梭不息的公路，到柘木小学去读书。而学校那些破旧的教学资产将被闲置起来。家长们希望孩子就近上学，保持原状，就组织起家长代表，要求村里把学校恢复起来，把那些民办老师请回来。

    学期开始，家长们按照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缴费，低年级学杂费１１０元、高年级１３０元。老师每个学期按１６００元的工资标准，５个月平均下来月工资就是３００多元。费用不够了，家长们再讨论补交。７８岁的张作新有一个孙女和一个重孙在张庙小学读书，被家长们推选为“第一代表”。时常到学校监督上课情况的他说：“我们这样做，只是不想为孩子提心吊胆。”

    面对农村教育日益艰难的生存状况，甚至是办不下去的危险，许多家长和学校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改革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对传统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投入体制带来一定冲击。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调研员戴伯勋对记者说，税费改革以后，农村义务教育越来越艰难。教育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变化，教育体制应该主动去适应这种变化。他说：“如果一条鱼死了，可能是这条鱼的病，如果一池子的鱼都死了，那就是池子出了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那就是教育体制需要改革了。”

    调查发现，监利县农村教育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在整个江汉平原甚至中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育部专家深入考察后也认为，实际上，监利是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两个层面的体制试验

    去年１０月份，监利县出台一个《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投入主体多元化、教育服务市场化、学校管理民主化、教师任用聘用化、教师待遇岗位化”的改革思路，开始一场直指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试验。

    改革首先是教育内部管理的创新。主要措施是成立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学校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自主办学、自主管理。改变教师管理体制，建立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全员聘用制度、解聘辞聘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教师交流服务中心，实行教师与学校双向选择，实行校长职级制和教职工岗位工资制度等。

    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单位人走向职业人、社会人，公办教师不再是讲好讲坏“铁饭碗”还能一直端着。学校将有权根据教育质量的好坏解聘任何一名教师，再从县教师交流服务中心聘请新教师。真正的好老师、骨干老师到处抢，身价百倍，而“南郭先生”想混日子、混工资就难了。

    目前，全县已开展了教职工全员聘用工作，聘用上岗８４２９人，占在职教职工的９１．６％，落聘７６１人。校长“终身制”和行政级别被取消，全部重新聘任，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全面建立起来。

    教育经费投入方式的转变则是更引人关注的另一个层面，即实施“教育卡”制度的过渡性改革。全县自２００４年２月起开始实施教师工资拨付方式的过渡性方案，即上岗教师原有工资的７０％发放到个人，３０％按学生数权重分配到各校，由各校自主制定方案发放到教师。

    改革者认为，通过“教育卡”将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由过去投向学校变为直接量化到接受义务教育的每个学生，学生凭卡就学，学校凭卡从政府领取教育补贴，改变僵化的教育体制，全面激活公办教育资源，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既解决了择校费问题，又消除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在待遇上的不公平。

    是“小岗村”还是“甩包袱”，期待用效果来检验

    湖北省教育部门专家认为，“监利教改”真正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打破旧的思维束缚，摸索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教育体制。甚至认为这场监利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农村教育的小岗村”，它不仅仅涉及经费投入问题，而是一项投资体制、办学体制和教育内部管理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在江汉平原及中部地区农村带有普遍性。

    监利县教育局副局长傅礼协阐释说：“哪个学校教育搞得好，老百姓就满意，生源就会增多，收取的教育卡增多，你这个学校的收入就相对提高，这样就促使老师把书教好，校长把学校管理好，学校的条件也不断改善，再不是过去教好教坏一个样。”

    但是，据监利县反映，这项措施阻力很大，并引起了部分学校教师的上访和停课。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监利改革并非来源于教育制度本身，而是政府急欲摆脱财政压力，监利县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国家有关部门已对监利县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探索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将研究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基层教育工作者说，问题的存在与突破，改革试验的是与非，都期待以探索的效果来检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