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天下着小雨，汪永晨一行4人驾车沿着大渡河前行。一个巨大的工地突然出现在峡谷间的大渡河上，施工的卡车在山间蠕动，青山上暴露出红一块，灰一块的土层和石层，由于挖掘，到处有滑坡。

　　这里就是正在建设中的瀑布沟水电站，汉源县就在这座水电站的库区内，一车一车的土石正在被倾入江中将要“合龙”的地方。

　　汉源人已经在大渡河边生活了很多年，因为大渡河的滋养，这里土地肥沃，被称为“花椒之乡”、“水果之乡”。用当地人的话说，汉源不比被叫做“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逊色多少。

　　但最近，汉源的老老小小人心惶惶，因为一座水电站就要建成，整个汉源县都在水库淹没的区域内，据说移民工作要在2年内完成，但许多汉源人不想搬。

　　在民间力量反对怒江建设大坝的过程中，汪永晨是一个积极分子，她是民间社团“绿家园”的负责人，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怒江事件”以后，她更加忙碌于参加有关河流环境的考察活动。这次她与四川的地质专家范晓、《中国水危机》的作者马军以及一位藏学研究者组成考察小组，沿大渡河逆流而上，了解大渡河流域的生态情况。与汪永晨相比，范晓具有更加专业的地质学知识背景，多年的考察研究，让他更了解西部水利开发的状况，在反对怒江大坝建设中，他也是坚定的“反坝”专家。

　　汪永晨和范晓走进了瀑布沟水电站工地边的一个村庄，这里属于汉源县，也在水库将要淹没的范围。

　　“修水坝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汪永晨的一句问话“引爆”了路边村民的情绪，本来无所事事抱着孩子的女人和闲聊的男人都围了过来。村民们说着四川话，七嘴八舌，从北京来的汪永晨根本听不懂。

　　“淹了你们的地和房子后，你们搬到哪儿，给多少补偿？”汪永晨只好再问一句。“没得！”“不给钱，给我们地。”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

　　在范晓的帮助下，汪永晨总算听懂了村民们的抱怨。“我们祖祖辈辈都种水稻，现在我们田里的水稻一亩一季能打1000多斤。没有了田，我们怎么办？”沿江土地肥沃，江边农民的生活是相对比较富庶的。但水坝建成后，坝区的农民将要上迁，由于大渡河两岸山体坡度大，山上只有旱地，据说，山上浇地要从水库抽水，使用抽来的水是要付钱的。农民们担心的是移民后，他们世代沿袭的耕种方式将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降低。范晓常年在山区工作，他知道，山上的耕地不如江边肥沃，农作物的产量很可能受到影响。

　　“我们支持国家的建设，我们也懂要顾全大局，可是人家的日子都是越过越好，我们只要求不比现在差，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面对淳朴的村民，汪永晨和范晓不知该怎样安慰。

　　坝区工地范围，有一些村落已经搬迁，但从已经搬迁的村子传来的，是更加让人担心的消息。一个农民告诉汪永晨和范晓，江边有一个村庄已经迁走，当初村民被叫去看过移民的新址，但等到搬迁时，让他们去的已经不是原来看过的地方。“村里人不搬，是让拉走的。”汪永晨不敢完全相信这个村民的话，但她相信，移民政策没有让农民们满意，他们对将来的生活充满恐惧。

　　正要上车离开这个村庄，一个老太太拦住了考察小组的车。村民在一旁介绍，她是五保户，已经84岁。“能不能帮我说说，我没有钱住到新房去，现在给我的钱只有10元。”知道考察组要去汉源县城，老太太希望汪永晨能帮她说说话。“一个月10元？”成都来的司机感觉到不可思议。“哪有，一年10元钱。”看热闹的村民们马上纠正。老太太不知道，在移民搬迁中，她能得到多少补偿，将来她靠什么生活。

　　考察组以游客的身份进入汉源县城，县城看上去还很平静，但不满的情绪在居民们的心里暗暗涌动。走到一个美容店前，为了不招来太多的人，汪永晨小声地问女主人；“知道什么时候搬家吗？”女主人的回答还是把左邻右舍都吸引了过来。“大家都很气愤的样子。”汪永晨告诉记者，这个话题，在这条街上，引起了共鸣。

　　“住了几代人，100多年的老房子，一下子要全被淹了……”“铺面房的补偿就不要想了，搬家还要自己贴钱！”一群人围着汪永晨抱怨。乡土难离，谁也不知道，迁离后的生活将会怎样。

　　汉源县的一位官员以私人朋友的身份接待了汪永晨一行。他介绍，县里的移民政策是，按照现在居住的房屋类型补偿，木结构房屋每平方米200元，砖混结构房屋每平方米300多元，框架结构房屋每平方米400多元。而将要搬迁去的新县城里，房屋的售价大约在每平方米500多元。让居民们不满的，正是旧房补贴与新房售价之间的差价，需要由居民自己承担。

　　“如果是我，我也不愿意搬。”这位官员朋友在饭桌上吐露真言。而另一个当地朋友也很担忧，她一家三口本来过着“安逸”的小日子，现在不得不想方设法筹集搬新家的钱。“随着搬家的临近，我们的心里却越来越没底了。”同是女性，汪永晨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女主人的烦恼。

　　“县城小店里卖的东西和大都市的没多大的差别。不同的只是街边小摊上人们的碗里，有豆花、腊肉和红红的辣椒。”汪永晨用散文式的语言描绘她看到的汉源县，但这一切即将消失。

　　“钻石坝”神话

　　“钻石坝”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投资建水电站是一种高回报的项目，水电站产生的经济效益能惠及坝区人民。

　　汪永晨是出了名的“反坝”人士，常常被人认为是“吃饱了不管别人疾苦”的环保激进分子。针对她的观点，很多地方官员都用同样的理由和她争论：“开发水电资源是我们这里发展的唯一出路。”在瀑布沟的下游采访时，一个官员对汪永晨说：“让我们开发水电，我们宁愿不要国家级地质公园。既然不能给我们的今天带来财富，我们要这个名称干什么？”这名官员所说的水电站，规划在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他相信“只要业主一进场，每年就有2000万的税收”。所以，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牺牲生态环境，甚至违反国家法规是值得的。至于地方财政是否真的能得到这笔税收，他没有一点怀疑。

　　按照这样的思维，只要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老百姓将来的生活水平，移民做点暂时的牺牲是值得的。汉源也曾对瀑布沟水电站寄予厚望，但“钻石坝”的神话没有变成现实，“依靠水电站发展当地经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据范晓介绍，瀑布沟水电站是大渡河上在建的最大规模的水电站，大坝建成后高186米，装机总容量360万千瓦，水库淹没区面积84.14平方公里，动态移民预计在10万到15万人。

　　但如此大投资的项目不一定能为汉源带来多少财富，范晓告诉记者，建设瀑布沟水电站的公司注册地在成都而不是汉源，汉源政府可能从水电站中得到的经济利益很少，远远小于移民带来的损失。

　　据范晓说，更让县政府有苦难言的是，当初汉源县上报财政状况时，故意压低了居民收入，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很常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戴上“贫困县”的帽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倾斜政策。但现在移民补贴政策“就低不就高”，中间的差价损失只能由居民自己承担。汉源吃了“哑巴亏”，面对抵触情绪强烈的居民，政府很难做通工作。

　　“县里的大多数企业都沿江，搬迁需要过程，必然会造成生产活动的停滞和经济收入的下降，这些损失是水电站带来的税收无法弥补的。”因为搬迁，当地的经济生态肯定会受到影响。

　　更让人担心的是，大坝对一个区域的影响还不仅仅是“阵痛”。“大型工程的存在，对灾害会起到一个放大作用”，范晓介绍，大渡河流域地质特殊，本身地质灾害频繁，而且西部河流多处于地震活跃带。而水库蓄水后，发电期间水位变幅会达到50到60米，水压在短时间内的变化会破坏原本相对稳定的地质结构，在西部峡谷地带，库区很容易发生坍塌。

　　这样的坍塌事故不仅会带来生态问题，影响水电站的功能，更加重要的是，坍塌一旦发生，新的淹没区会不断出现，生态移民会不断增加。“漫湾水电站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新增加的生态移民比建坝时的移民还要多。”汪永晨曾经到过云南澜沧江上的漫湾库区，失去土地以后，那里的青壮年男人都出外打工了，女人和孩子在大坝边的垃圾堆里捡垃圾。

　　但大坝已经开工，县政府已经骑虎难下。“以国家利益为幌子，去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最终得到自己的利益。”范晓一语道破“水电热”中一些非理性项目上马背后的动力。

　　“不可否认，我国电力能源紧缺，发展水电站，是解决能源问题的好办法。”记者的观点也是很多人主张建坝的理由。

　　但范晓认为“不能以这个为借口”。能源短缺有两种原因，一种确实是资源性的短缺，还有一种是制度性的短缺，“目前缺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一些资料显示，电力紧张会在2006年以后得到缓解，但在建的水电站大多要在2006年以后才能发电，所以，现在大家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打问号。”

　　在利益的驱动下，水电站的负面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可能的效益被夸大。范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人们对水资源的价值和利用模式应该重新认识，“因为水不仅仅是水能资源，它是一个包括环境功能、生态功能等等在内的综合经济资源。而且它具有全体公民共享的社会公共属性。所以应该防止在局部利益的驱使下，水资源的综合价值被单一化，或者公共属性被局部化。”

　　“我们要强调的是，修建水电站需要严格的科学评估的过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范晓认为，每一个水电站在建设前都应该充分评估“综合成本”，计算工程将对生态环境、原住民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收益之间的比例。

　　“人很重要。”范晓说，修建水电站对原住民的影响最大，在论证一个水电项目时，移民问题应该是首先被考虑的问题，当地居民应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

　　汉源的遭遇是一个标本，大渡河上的水电开发状况是中国西部“水电热”的缩影，在这股热潮中，我们需要一个拷问的声音：有多少大坝“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