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检查是预防出生缺陷的首道防线，目前因为自愿做检查者急剧减少，这道防线正面临失守的危险。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婚检率不足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而一些本来可以通过婚检避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数量却出现回升。”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处有关人士昨天表示，因“婚检低潮”带来的人口问题已经凸显，北京将为此
付出代价。
婚检数量：
今年仅为去年同期的７．５％
“十一”前后本是婚检的高峰期，但记者在北京一些保健机构采访时发现，自从去年１０月婚检由强制改为自愿后，婚检人数骤然下降。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处任正梅告诉记者，现在大部分婚检机构门庭冷落。根据他们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的婚检量为４８９１例，而去年同期的婚检量是６５１５７例，“今年仅为去年同期的７．５％，婚检数量呈现出惊人的下降趋势”。
来自市卫生局的数字还显示，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婚检检出的病例数也在下降。今年１到６月，全市婚检共检出各类传染病２７例、梅毒７例，而去年同期的检出数分别是３０１例和６６例。
“数字减少并不意味着疾病的发生率在下降。”任正梅说。大多数人不去婚检是觉得跑趟医院麻烦，还有的人是因为不愿意负担１００多元的费用，另外也不排除有些人是明知道自己有病却为了隐瞒对方而回避婚检，“这些有病的人不来接受婚前检查，婚检的疾病检出数量当然就会下降，可是这些人一旦在婚检中漏网，对自己、家人和后代都是非常危险的。”
出生缺陷：
梅毒胎儿警示新人自觉婚检
不久前，一对夫妇来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待产，没想到生下的孩子浑身发红，身体器官显然发育不良，没过多久就死了。经检查，这个孩子就是一例先天梅毒胎儿。究其原因，原来孩子的父母都是梅毒患者，结婚时俩人没有接受婚检，也忽视了产前检查。
该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３例类似的情况，而以前婚检时检出梅毒，医生会给予暂缓结婚的建议，出现“梅毒胎”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这位医生表示，自己在妇产科已工作多年，但是在产前诊断或分娩时发现先天性梅毒儿的例子却是第一次。
记者了解到，根据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的统计，该院在２００３年产前筛查中发现的出生缺陷为８．９‰，而今年１到４月，产前筛查中发现的出生缺陷达１７．８‰，整整比去年高出一倍，平均值上升了１００％，而正常允许值仅为１０‰。
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中国婚前医学检查率平均为６４．５５％，其中城市超过７５％、农村超过５５％。
２００１年全国参加婚前检查的患者为８７９万人，检出对婚姻有影响的传染病患者达１４万人，其中性传播疾病患者２万多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８４人，精神病患者１５０００人，严重的遗传病患者６５００人。这还不包括性功能及某些生殖能力方面有问题的患者。
但目前全国婚检工作量不及往年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会有多少传染病因婚检缺失而传染给对方和下一代。
最后防线：
医生须严把产前筛查和诊断关
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妇产科专家曾指出，婚检改为自愿后，产前诊断便成为预防出生缺陷的“最后的防线”，而遗传咨询是“把关”的重要手段。
北京妇产医院办公室王女士告诉记者，虽然取消了强制性婚检，但该院今年以来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仍然和上一年持平，没有呈现出预计中的增多趋势。据统计，今年７到９月该院出生缺陷共发生２７例，与去年的数字基本持平。
“许多待产、分娩的女性都是在我们医院接受过详细产前检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出生缺陷的发生。”王女士介绍说。孕妇在怀孕初期来医院时，会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性病、ＨＩＶ、肝功能等。医生还会详细询问怀孕夫妇的家族病史。一旦检查发现孕妇患有性病、艾滋病等，或患有遗传疾病，不适合怀孕时，医院将建议孕妇重新考虑生育问题，并及时到专业医院接受正规治疗。其他身体健康的孕妇则会在怀孕３到４个月时在医院建立产前检查病历，以后每隔一个月来院进行孕期检查。到怀孕后期，这种检查会更加频繁，基本上是每周一次。对那些３５岁以上的高龄孕期妇女，为了避免出现出生缺陷，医院还会建议夫妇双方进行染色体检查。“如此详细甚至有些繁琐的检查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其功效也是非常明显的，大部分的出生缺陷都可以在这样的检查过程中被发现。”
任正梅也表示，预防出生缺陷分为三级：婚前检查及孕前教育、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缺陷筛查。现在一级预防难以保证，就对产前筛查和诊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医生一定要重视并真正承担起咨询的责任，虽然所花时间相对多，但对病人来说极其重要，这是发现和预防出生缺陷的关键。(记者
刘墨非)
观点
强制改自愿
步子迈得太大
多数专家认为，在国民素质仍然不能“达标”的时候，若提倡“自愿”婚检，只能令婚检数量急剧下降，甚至对国民健康带来沉重的打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翟振武教授在谈到取消强制性婚检时，愤而用了“儿戏”二字。他认为，很多人将取消强制婚检称作对“隐私的保护”，但是夫妻双方是应该有一定的知情权的，如果其中一方患有影响对方健康的疾病，另一方就有权知晓。这对夫妻双方以及他们的后代都是至关重要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学者孙东东在谈及取消强制性婚检时表示，“这将为防治艾滋病开启一个巨大的漏洞。”如果大量的未受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感染发病者隐瞒自身病情自由结婚，对于全社会健康公民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之一是母婴传播，对于那些出生和未出生的幼小生命，他们的权利又该由谁来保护呢？
国家“埋单”
推广免费婚检
能否由国家出面为婚检“埋单”是近期众多专业人士争论的焦点。大部分专家认为，免费婚检，国家“埋单”，既不违背自愿原则，也能争取更多的夫妇选择婚检。卫生部有关人士也曾表示，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社会和政府必将更加关注公共卫生，关注妇女、儿童这部分人群。如果由政府为免费婚检“埋单”，对这部分群体将是有力的保护。
翟振武教授建议，国家“埋单”可以借鉴目前一些地区避孕药具发放的形式，由民政部门按照婚检机构的实际检测数量发放经费，婚检的重点区域也可以适当选择艾滋病高发区等疾病流行区，检查项目则着重在一些对人群危害较大的传染病、性病上。
北京大学孙东东等则建议，应当尽快恢复婚前医学检查，规定婚检的必检项目，细化检查方法。对于一些特殊地区，如艾滋病高发地区，要鼓励、提倡婚检。婚前检查的结果，不影响结婚登记，但要区别对待。不进行婚前检查者，在婚姻登记时应由登记处记录详细情况，并将有关材料转交疾控机构。(记者
刘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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