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日前解密了题为“追寻龙的足迹”的评估报告，引起世人关注。该报告对1948年～1976年的中国内政外交予以了详细的评估，而这些显然都来源于美国庞大情报部门搜集的众多信息。在美国人追寻“龙的足迹”之时，我们也试图还原美国对华情报工作的足迹，以求理出中美关系的些许脉络。

　　10月15日，美国第一次公开了有关1948年～1976年间 关于中国的情报评估报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报告处理流程

　　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多，目前共计13个主要机构。这其中包括了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能源部和财政部下属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主管电子信号截收和密码破译)以及军队自有的情报部门等。

　　二战后，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成了这些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工作。所有情报，最后交由中央情报局汇总。

　　中央情报局除了搜集情报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协调美国的对外情报工作。他下属情报部的中国专家会把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最后形成《国家情报每日简报》内容的一部分，这份简报分发给华盛顿的250多个政府高级官员和遍布全球的几百个其他美国官员，作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而另外一份更为详细的《总统每日简报》则会于每天早上八点前送到白宫。

　　这次公布的这些报告都是评估报告，它不同于一般的情报简报，在由中央情报局研究与评估办公室短暂负责了一段时间后，1950年11月，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开始履行这一职责，一直到1973年止。本次发布的有关中国的评估报告大部分出自该办公室之手。该办公室是一个小规模的机构，设有由5到12名高级专家组成的国家评估委员会，并雇用25到30名具有地区与职务专长的专业人员以及后勤职工。

　　评估不同于一般的情报。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美国情报部任何成员和国家评估办公室领导本身都可以要求进行评估。评估过程平均为六到八周，国家评估办公室完成评估后，由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交美国情报部每周一次的会议取得最后同意。

　　届时，如个别部门对评估里的论断提出具体异议，将对其进行讨论,并记录和记载于最后的草稿中。评估的最后稿件由国家评估办公室，根据机密级别，评估议题，以及针对性传送到美国政府内的一百至三百个人员或办公室。许多评估经过发表后，还接受正式的复核以便情报搜集人员对“情报缺欠”或信息不足加以纠正。

　　为了更好地满足对情报的需求和更好地使情报界人员参加起草评估性的情报,国家评估办公室于1973年由国家情报官接替。1979年成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由这批具有实质性知识的专家组成.本集汇编中由国家情报官系统主持下编制的只有两份文件,而全部汇编中只有三份文件是由国家情报官系统主持下编制的。

　　美国情报搜集手段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始终将中国作为其秘密行动的重点对象之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它情报机关对于中国的监视是全方位的。除了招募中国代理人，窃取中国机密文件，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监视主要通过几个途径：飞越中国领空的卫星；在巴基斯坦、蒙古等中国周边地区的机动监听站；在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大型监听站；潜艇对深海通信电缆的窃听以及其设在香港的工作站里的特工。

　　有关中国的军事情报很多都是由美国的军队情报部门来完成。他们主要通过观察中国海军演习的水上舰艇和截收中国军事通信信号的侦察飞机来完成间谍活动。而关于中国队的经济情报，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人主要是通过中国官方的一些数据来进行分析，由于当时中国掀起的“浮夸风”，所以有关经济情报的分析漏洞很多。为此，中央情报局情报处于1966年设立经济研究办公室，承担对中国经济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发展先进技术与模式来弥补官方经济统计数据的不足。

　　在这些侦察手段中不得不被提及的是U-2侦察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成为了美国侦察中国情报的一个重要武器。虽然原来50余架规模的机队到最后只剩下15架左右，但是仍然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

　　这种侦察机先是被用来侦察中国于1959年3月开始施工建设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整个中国的核计划。为了避免美国飞行员被俘，中央情报局专门在台湾组建了一个U-2机队，训练国民党飞行员来对大陆的核计划进行侦察。

　　而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的U-2被用来监视中国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的路线。除了台湾，中央情报局还在泰国的打卡里空军基地设立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半永久性的U-2分遣队。

　　出现错误的几种可能

　　然而，尽管中央情报局在搜集中国情报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还是犯下了一些错误，从而误导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

　　美国情报专家苏葆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将之归咎为中国的闭塞。他说：“早期缺乏铁一般消息来源并不稀奇。美国与中国当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商业制裁将商业来往减少到最低限度，朝鲜战争以后极端的敌视意识形态贯穿着双边关系，台湾方面的信息不被认为准确或可靠，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组织了非常有效的宣传与新闻管制作业以便严守有关内部政治和政策讨论的机密。”

　　同时，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美国的情报专家对获得信息的误判。 1960年代初期，广州附近4个废弃的军用机场商突然造起了很多仓库似的房子，尽管进一步的观察并没有发现军事性的活动，中央情报局仍然将这几处作为重点侦察目标，并千方百计寻找答案。最后，中国的一本《人民公社》的书帮他们解开了疑团。原来那些仓库似的建筑是鸡舍，那些都是养鸡场的设施。

　　事实上，中央情报局自身组织的不善也是造成情报并不能完全准确的原因。当时，由于朝鲜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中情局派往朝鲜的间谍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为获取有关中国的情报而工作。为此，到1952年时，中情局在朝鲜有大概1500名间谍，这些间谍送回的报告有时非常精彩，例如有份报告列有朝鲜和中国在前线的全部军队的编制。但是当工作站新任约翰·哈特抵达汉城时，他发现那里的200来个美国特工里没有一个能说流利的朝鲜语，这就意味着管理派往敌后的间谍的全是朝鲜人，在后来的内部审查中发现，以前收到的那些精彩报告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有些纯粹是敌人故意编造出来蒙蔽美国人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本身存在竞争，许多从事招募的特工总是希望自己的代理人能顺利通过中情局举行的测谎试验，因此他们对自己的代理人进行应付测谎试验的强化训练，这样致使美国在窃取中国情报的时候重量轻质，有许多人实质上是双重间谍，他们很多时候提供给美国的有关中国的情报虽然都是真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