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新闻看似不起眼，但细细品味一下，就会让人心惊肉跳，比如11月26日河南紧急转移中子放射源这条正面报道。按照记者的描述，这枚花生米大小的放射源被储放在一个重达两吨的椭圆形大铁罐里，铁罐子被放在一间老式平房仓库的某个角落，而这个所谓的仓库就在方城县的一个居民区附近。

    从1983年起，这枚放射源就废弃不用了，20年来，它一直被遗忘在公众的身边，就像一枚沉睡的原子弹。随着岁月的流逝，除了少数人知道它是威力惊人的放射源之外，附近的居民甚至地方政府对此都一无所知，而大铁罐的底部已经出现了损坏的迹象，一旦这个铁罐遭到人为破坏，或放射线意外泄漏，一场灾难就会从天而降。值得庆幸的是，从5月份开始，我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放射源清查行动，这枚可怕的“花生米”才算被人想了起来。那么，有没有想不起来的放射源呢？有。根据专家估计，全国范围内至少有2000枚放射源完全失控，流散在社会上。

    普通老百姓对放射源完全缺乏了解，就像不了解飞机的工作原理一样。我们买了机票，交了机场建设费，接受了安全检查，但仍然感到前途未卜，因为在走上飞机的一刹那，我们无法通过目测了解飞机的机械运转是否正常，也不清楚机组的所有工作流程是否符合规定，我们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一群陌生人：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神秘的飞行员，从未谋面的地勤，以及机场上那些看似严谨的安检。生或者死，安全抵达或者魂飞天外，都取决于这些陌生人是否把我们的生命当回事，取决于他们的职业水准和价值观。这就是现代生活的特点，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并不由自己控制，而是依赖于一套周密运作的体系，任何疏漏、错失和漫不经心，都有可能给公众社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包头空难发生之后，人们始终在关注一个核心问题，空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种追问既是出于问责的需要，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人们想知道，民航这个原本应该周密运作的体系在哪一点出了故障？局部的还是全局性的？个别人的疏忽还是体制性紊乱？媒体除了质询空难的技术性细节之外，还对中国民航的体制磨合背景进行了对比分析，试图寻找管理方面的漏洞。

    人们发现，在包头空难发生之前，民航体系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事故征兆，尤为发人深省的是，包头空难次日，上航的一架同类型庞巴迪飞机又遇险返航。在惊魂未定之余，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民航在包头事故之后没有立即叫停同类型飞机？民航方面的解释是，21日和22日的飞机都处于运营之中，机票已经售出，所以只能飞完了才能停飞。其潜台词是，如果在空难当日就停飞庞巴迪，航空公司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推理下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行业逻辑：对于民航来说，经济利益高于乘客的生命安全。若非如此，民航方面应该立即停飞庞巴迪，同时对这一机型进行更严密的检查。说实话，得出这样的推论是非常苦涩的，但这似乎就是现实。

    巨能钙中的双氧水会不会致癌？不粘锅里的特氟龙会不会有害？放射源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损伤？飞机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起飞？这些事情都是公众很难了解和懂得的。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认知沟壑”，沟壑的这边是少数专家和专业人士，另一边是茫然的、缺乏安全感的公众。要想不让这种客观存在的沟壑危及社会的稳定，要想让公众产生信赖感和安全感，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采取严密的、持久的、不松懈的监管，只能依托于法律对专业机构的强力问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树立以人为本、命比天大的价值观。

    平心而论，这些年来，涉及公共安全的法律环境和制度建设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安全的敏感程度也极大提升，每当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者暴露出安全隐患时，新闻媒体也往往会穷根究底、不肯罢休，而在这样的姿态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信赖和渴求。与这样的渴求相对应，打造一个人本主义的责任政府就是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