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以下简称一宫)要改成75个KTV单间！”从今年5月得知这个消息至今，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天津摄影家协会会员亚宁放下手中所有的活儿，自掏腰包，四处奔忙，一心要保住他心中的殿堂：一宫大剧场。6个月内，他向有关部门递交的材料已经编辑到第111稿。亚宁说：“我要为天津1100万人争取在市中心看舞台演出的权利。”

　　没落的一宫

　　亚宁领着记者去看了现在的一宫。建筑主体外观还在，依稀可辨些许欧式建筑的韵味，但许多玻璃已不完整，上面积着厚厚的灰尘沙土，门内是东一堆西一堆的垃圾。“第一工人文化宫”的金色题字已被磨去光彩，周围长出的茅草在风中摇曳。“一宫娱乐城”的字样提示着它曾经有过的另一个身份。墙上到处都是雨水冲刷后留下的痕迹。墙壁上有一个很大的洞。门檐上的瓷砖已经剥落殆尽，参差斑驳。

　　踩过土石，进门，除了光秃秃灰蒙蒙的四壁，一宫已一无所有。地面上没有一个平整的落脚点。几个工人正在挖一个深坑。见有人进来，他们抬眼看看，又接着干活。

　　亚宁指着高高的屋顶说，这里曾经是国内最大、最好的剧场之一。“悉尼歌剧院也不过容纳2600人，而一宫可让2380人同时欣赏演出。”

　　50岁的黄华昶两年前担任一宫主任。当时，一宫租给“康好娱乐城”已经8年零6个月。因为对方欠款200多万元，一宫被工会收回使用，更名为“一宫娱乐城”，继续办迪厅。“当时很火爆，4个月内，平均每个月有50万元收入。”

　　但是，流行总是风去风来。当人们对蹦迪的兴趣转移后，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日子又来了。一位姓刘的老职工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在一宫干了一辈子，1983年，他接父亲的班进了一宫。“那时，在一宫工作的吸引力不亚于今天在外企当白领。我们管接待，吃皇粮，风光八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高着呢！不知多少人流口水，说我是幸运儿。没想到20年过去，今天的一宫与过去相比，可谓河东河西，天上人间。”

　　1994年，一宫改办迪厅，这位老职工的父亲一度看不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一宫是什么地方，可一宫的历史，老人们都经历了，并在那些‘红色记忆’中确认自己的价值。突然要换一个活法，他们总觉得不对味儿。不过，当时企业倒得快，工人一个接一个下岗，作为工人之家，一宫活得也难，特别是完全断了财政拨款后，职工的日子更难过，老一辈的观念也慢慢转变，毕竟‘没钱也艺术不了’。大剧场恢复不难，但维持难！”这位老职工说。

　　无奈的选择

　　从儿时起，亚宁就倾心于舞台艺术，一宫大剧场留有他童年的回忆和梦想。一宫的衰落让他想不通，“社会变化了，难道就不需要大剧场了？”

　　他看过一篇“德国的剧院比中国的卡拉OK还多”的报道：德国拥有4000余家剧院，平均每两万人就拥有一家剧院，每年的演出达20多万场，观众超过5000万人次，70%以上的人经常光顾剧院。再加上对美国百老汇等世界著名舞台艺术中心的了解，亚宁相信，文艺演出的生命力会经过一个周期。

　　“一宫成了蹦迪场所以后，虽然我不能再去那里看演出，但那时，他们没有毁坏里面的主结构，以后还有可能恢复。”亚宁说。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发展。面对困境，黄华昶决定：改大剧场为演艺中心，主体是75个KTV包间。这意味着一宫要改个底朝天。

　　对于一宫的管理者而言，亚宁的想法也许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可舞台演出的下一个辉煌期，不但遥远，而且不确定。追求现实的利益、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才是更为迫切的选择。作为现任领导，黄华昶优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生存是第一位的，光有感情没用”。

　　“大剧场必须拆，文化消费也要与时俱进。”在黄华昶看来，一宫大剧场过去那种超大的剧场结构已经不符合现代文化市场的需求，人们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期望靠大剧场演出过活和重振雄风，无疑是在等待奇迹发生。“在充分考虑文化市场特点并综合各方意见后，我们优先选择了现在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和马可波罗产业文化有限公司签订至少租赁15年的合同，由对方投入3000万元，把原来的大剧场结构改造成75个KTV包间和一个可容纳1000人的演艺中心。

　　黄华昶认为，一宫改建后，其超前的功能和先进的设备，更符合现代演艺和文化消费需要，是综合性强、功能配套、设施现代的顶级文化娱乐中心。“这次改造是本着现代、前卫、多元和超前的原则进行的。我们不仅要让一宫走出谷底，还要让它成为海河文化的代表和主要阵地。”他理解的海河文化，“不等于码头文化，而是先进的、现代的文化。”

　　激烈的争论

　　亚宁不干了。今年5月27日晚，在看到一宫被“破坏”后，他回到家，开始了“堂·吉诃德”式的反对斗争。他大量搜集相关资料，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信访部门和媒体，还寄给天津市有关领导。

　　他提出：第一，一宫大剧场应恢复成以演艺为主的剧场，而不应建成现在设计的演艺中心模式；第二，一宫现在的娱乐设施削弱了文化艺术的内容，不符合天津人民的利益，应全面取消；第三，一宫的房产是解放后国家无偿让市总工会使用的，但它属于全体劳动者，总工会只有为大多数人服务时才有权使用，现在这种大规模的拆除是国有资产流失。

　　他的行动得到天津舞蹈家协会主席刘颖等人的赞同，但是他的意见书总是石沉大海，无声无息。9月1日，他还专程跑到北京的有关信访部门反映情况。但是，他的努力并不能阻止改造一宫的步伐。9月7日，一宫改造工程正式动工。那天，他来到一宫，把意见书等材料递给黄华昶。

　　10月8日、11月19日，黄华昶和亚宁等人两次举行座谈，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亚宁说，“我怎么看也看不出KTV代表先进文化。大剧场哪儿落后了？”

　　实际上，天津的影剧院、戏剧院一直都在拆改中。亚宁给记者掰着指头数：长城影剧院拆了，华北戏院拆了，黄河戏院拆了，新华戏院拆了，劳动剧场拆了，现在又来拆一宫。“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小剧场改成饭店，大剧场改成KTV包间，展览廊变成仓库，文化宫就是不搞文化！”

　　在亚宁看来，具有辉煌历史的一宫，不仅仅是个舞台，而且是载着许多天津人美好记忆的殿堂，有真正与“海河文化”切合的东西。

　　黄华昶评价说，亚宁的“大剧场情结”陷入了误区。“一宫改造是在保留原有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文化娱乐功能，以满足天津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消费需求。这种方式改变了单一的文化消费形式，注重形成互动互补的多元文化消费结构，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对于“一宫改造后，工人还能进来么”的诘问，黄华昶回答得很干脆，“改成KTV包间后，工人一样可以来。我邀请他们第一批进来。”

　　黄华昶把亚宁归为“大剧场派”，而他自己则是“娱乐中心派”。按照他的分析，如果一宫还保持原来大剧场的面目，恢复工程的钱款都没法筹集。“文化宫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社会效益？”

　　在国家不投钱、单位没有钱的情况下，借助市场之力融资发展是在位的领导者想到的办法。“既然要别人掏钱，那就得考虑他们的利益吧！大剧场还搞演出，放电影，谁会来看？没有回报，谁愿意看自己的钱打水漂？66名职工谁养？‘大剧场派’对一宫是很有感情的，但怀旧不能阻止我们向前发展。”

　　对于经费问题，亚宁觉得，可以靠国家适当投入和自己创收两条腿走路。文化宫已经使用半个多世纪了，需要大修，可以向国家适当申请投资修复。对此，黄华昶的评价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记者曾就此事采访一宫主管单位天津市总工会，接待人员称领导都出去开会了。最后，天津市总工会下属的津工集团办公室牛主任向记者表态：关于一宫改造的事，以一宫主任黄华昶的说法为准。

　　不过，亚宁仍在畅想自己的“胜利”，并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文化宫恢复方案”：“大剧场的建筑数据我都偷偷地测量了，并保留着呢！台面高度1.4米，观众座位坡差3.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