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的《成都日报》披露了一起官赌案的查处细节：去年12月17日晚，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在固原市原州区一家餐厅的财务室，当场查获一起官赌案，缴获赌资85237元。原州区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局长勉礼(人名，经与原文核对)和7名公职人员在聚赌时，坐在一边兴致勃勃“观战”的竟是市公安局政委、副局长李亚平。早在半年前，宁夏纪委、公安等五部门就下达了禁赌令，正是李亚平代表市公安局党委与几位副局长签订了包括禁赌在内的目标责任书。

　　以禁赌为己任的公安局政委，居然成了官员豪赌的“观察员”，“友情”主演猫和老鼠和平共处的闹剧，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透过这一案例，分析一下以往的严赌令为何在不少地方作用不大，或收效甚微，对眼下如何进行惩处官赌的专项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以文禁赌”是禁赌令刚性被人为淡化的主因。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严禁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相关文件层层转发，甚至媒体也不误。但是，除了公安部在“五条禁令”中对如何处置参赌者作了硬性规定外，其他禁令大都没有或者极少强调参照何种行政文本，从严查处官赌，更没有把它放到极易引发腐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此外，由于长期缺乏这方面监管、制约机制，禁赌令往往是“雨过地皮湿”，对参赌官员很难产生应有的震慑作用。由此可见，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消除官员的赌瘾应该是当务之急。

　　“娱乐娱乐不算腐败”导致禁赌令原则被混淆。一些实权在握的官员往往以此为借口，巧妙地将下属和有求于自己的人逼上牌桌。这样的牌局总是要给上司“面子”的，几个回合下来，数千乃至上万元现钞便进了官员的腰包。过去几年，不少官员甚至在述职述廉会上大言不惭地表示自己如何廉政，公开宣称“当然，有时也打打麻将，消消闲嘛……”。以赌谋财和健康娱乐就这样被他们轻描淡写地混为一谈，公共财政的巨额资金就这样被他们白白地“娱乐”掉了。所以，被异化的“娱乐论”不灭，严赌令是始终难以落地生威的。

　　已在去年年底被处以极刑的福建省周宁原县委“三光书记”林龙飞，是一个靠赌博敛财的典型人物。当地干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周书记打电话”，深更半夜叫他们去搓麻打牌。他的“官位卖光”生意有不少就是在牌桌上成交的。在主政官员对聚众赌博津津乐道的情况下，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官赌成风必然出现，何况里面还夹带着打“政治牌”、“业务牌”的内容。因此，彻查主政官员及其直接亲属、身边工作人员有无赌博的“业余爱好”，是确保禁赌令不打折扣的关键。

　　这次打击赌博专项行动将重点查处对象瞄准干部和公务员，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但要使这一行动避免“形式化”，为反腐倡廉开辟、巩固一条新战线，认真吸取以往因禁赌令失效而造成的教训，并采取相应对策，显然尤为重要。否则，过不了多久，官赌又可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