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个条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中国第一个明确规定“阻碍舆论监督者，将被追究责任”的条例。

　　今年3月2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发题为《民政厅大楼里的秘密》的报道，披露了山西省民政厅动用救灾捐款建造综合用房的问题。山西省当即要求核实整改，常务副省长范堆相还用三个“非常”公开表明政府对新闻媒体乃至其他批评监督的态度，“非常诚恳、非常积极、非常开明”。

　　早在去年底，海南省就出台了《关于舆论监督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配合新闻媒体展开舆论监督。海南省长卫留成在一次会议上对众多记者说，“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契机。”众多迹象表明，加强舆论监督之力，勇于听取批评之声，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事实上，自古以来，“清议”就被视为中国民间舆论监督政府、针砭时弊的重要文化传统，从谏如流、尊重舆论同样被视为朝政清明的典范。

　　国家行政学院的杨小军教授就认为：“在民主法制尚待完善、政府改革日趋深化之际，加强新闻监督尤为重要。一些政府执法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依靠新闻媒体加强对政府权力运用的监督十分必要。”

　　必要的、负责任的舆论监督被证明确能给政府带来实实在在的长远利益。在贵州省，舆论监督被引入了投资环境的考核评价体系中。该省利用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采用国际通行的统计和分析方法，首创了与联合国技工贸组织接轨的投资环境考核评价体系。其中，舆论监督对当地投资环境的评价，在整个投资环境评价体系中占2.1%的比重。

　　这套考核评价体系创建3年来，政府坚持通过统计媒体刊发有关投资环境批评报道的数量进行排名，这使得评价当地投资环境也有了可计量的指标。

　　针对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出现“背信弃义”等不合理甚至违法的现象，贵州省招商局局长石超说：“将舆论监督引入投资环境评价体系，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公开、公平和公正地对待外来投资商，促进了投资环境的改善。贵州招商引资的路子越走越宽。”

　　在贵州省贵阳市的一份地方报纸《贵阳晚报》上，每逢周日都会推出“星期天服务热线”的栏目，政府部门的领导被轮流请来值守“热线”，接听老百姓打来的电话。“反映问题的电话不少，而这些问题第二天还会出现在报纸上。”从1999年栏目始创时便参与采访的记者丁勇说，“把别人请来接电话，为老百姓解决困难，报纸还要揭别人的短处。这合适吗？”

　　“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温家宝总理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句表述给丁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事实上，地方政府部门十分配合媒体的工作。我感到，只要是负责任的新闻舆论监督，就有利于稳定社会情绪、清除腐败现象，让群众更相信政府。‘疮疤’不揭，任其恶化，只会更痛。”

　　采访难度大、缺少安全感、社会阻挠多，是很多记者做舆论监督时的共同感受；期待出台明确的法律和规章来保护和规范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他们的共同愿望。最近几年来，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陆续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这让丁勇和他的同事们感到鼓舞，“政府能明确规定‘追究阻碍舆论监督者的责任’，正说明中国正在形成一种保护新闻舆论监督的潮流，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舆论监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