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体制生存的现实

　　“原有的科研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制也就成为必然。但航天事业有其特殊性，涉及国家机密，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路子走的。”

　　1999年，在厉建中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在这一年3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正式启动，拉开了我国科研院所大规模转制的序幕。

　　也是在这一年，已年过花甲的厉建中开始步入他职业生涯中一个崭新领域——资本市场。

　　科研院所大规模转制的原因是：原有计划时代的科技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日益凸显。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年5月发表的一份名为《我国科研院所转制情况分析》的报告指出，过去的科技体制，是一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较少与社会及独立生产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在科研与生产之间直接联系不够；同时由于缺少恰当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机制，不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研究人员的激励；另外，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得过多，科研机构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受到压抑，发挥得不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法制早报》记者：“原有的科研体系已经不能和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与转制也就成为必然。但航天事业有其特殊性，涉及国家机密，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路子走的。”

　　1999年6月，厉建中启动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对上市公司“武汉电缆”的重组行动。成功介入资本市场给火箭研究院带来了鲜活的新生因子。

　　公告资料显示，1999年6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利用所属的北京遥测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建华电子仪器厂的部分经营性资产(经评估后总值为15863.69万元)，与武汉电缆所属电缆类经营性资产(经评估后总值为15653.66万元)，进行等值置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由此获得“武汉电缆”26.615%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将公司改名为“火箭股份”。

　　随后，厉建中出任火箭股份董事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另一位院长许达哲为副董事长，斯时，厉拥有火箭股份7500股流通股，配股后为9000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火箭股份”便出现眼花缭乱的股权转让的变动。2000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转给旗下二级控股子公司“北京长征宇通测控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707%股权；2002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旗下控股子公司“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又获得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转让的8.128%股权，厉建中退出董事长一职，只担任董事。

　　2004年4月21日，火箭股份第四次更换大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替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也就是在股权转让之后，厉建中退出在“火箭股份”的董事职位。就是在这之前的3月，厉建中被“双规”。

　　厉建中的另外一场资本游戏是在“南洋股份”，在2001年，厉曾任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随后，南洋股份因持续亏损而被迫退市。

　　1999年，身兼火箭研究院院长和火箭股份董事长双重身份的厉建中，同时在两种不同的体制内生存。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很惋惜地说，“厉其实就是个知识分子、科学家”，研究院的同事们对厉进行所谓的“资本运作”也不甚了解，但对厉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却表示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