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佐·特拉维尔索教授把他们的研究著作定名为《现代性与暴力》，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文明发展与希特勒的大屠杀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继承关系。他认为，在总结大屠杀的教训、反省历史时，如果像不少历史学家那样，把它判定为“空前绝后”、“史无前例”，是欧洲文明发展进程的一次例外，那就像以色列的历史学家普利莫·列维所形容的那样，成为一个无法理解的“黑洞”。大屠杀固然堪称“空前绝后”，但肯定也有它自己的历史。除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外，特拉维尔索指出这样一个侧面，即工业革命的进步，尤其是开现代管理制度先河的泰勒制流水线的出现，劳动分工、管理的效率化等等，被希特勒运用到组建一部现代的屠杀机器上。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如同一个组织严密、管理有效的工厂。所不同的是，工厂生产产品，奥斯维辛生产尸体；工厂把原料制成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奥斯维辛把人变成原料。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开始使用断头台，在历史上迈出了杀人的机械化和系列化的第一步，那么，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象征就是资本主义的福特(美国汽车大王，最早推行泰勒制管理方法的人)式阶段的一个“结束语”。

　　最近一些日子，德国当年的集中营旧址如布痕瓦尔德、拉文斯布吕克、萨克森豪森等，纷纷举行了纪念集中营被反法西斯盟军解放60周年活动。一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怀着终生难忘的伤痛出席了纪念活动。无论是他们的还是逝者或见证人的证词，无不印证着纳粹集中营这种最血腥、最残酷的迫害系统，是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管理方式。否则很难想象，在从1941年到1944年的相对短暂的3年时间里，纳粹德国在万湖会议制度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针下，竟能杀害数百万犹太人、斯拉夫人和战俘等等。请看这部屠杀机器的“高效率”的运转：首先，在各地集中，然后运到各集中营。先掠夺受害者的财物，然后鉴别挑选还有压榨价值的劳动力，其余的送进毒气室，杀害后再次剥夺有使用价值的部分如头发和金牙，最后送进焚尸炉。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医生供认，屠杀程序犹如“流水作业”。另一个党卫军军官也承认，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是一条死亡的“流水线”，虽然还比较原始，但运转得“不错”。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特别指挥部的成员在其回忆录中详细地描写过焚尸炉的工作程序，多长时间能烧毁一具尸体，向焚尸炉中送风多少时间等等，不仅都经过事先精确的计算，而且现场有人监督严格遵守时间。为了创造最高的效率，焚尸炉的设计公司与党卫军进行过好几个月的研究和试验。在这套精心设计的流程下，每天早晨运来的受害者，在傍晚时分已经化作灰烬。

　　与此同时，一个高效率的纳粹官僚机器也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成为希特勒罪行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德国战后在清理纳粹罪行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办公桌旁的杀人犯”，就是指那些为数众多、虽没有直接参与党卫军一点暴行，甚至根本没有去过任何集中营的所谓管理官员。他们制订规章，起草执行办法，签署信件，打电话，参加各种会议。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所尖锐指出的，“他们用不着离开办公桌，却能够灭绝一国的人民”。近年德国舆论界曾讨论过这种大量存在的“办公桌旁的杀人犯”现象。对希特勒最死硬的追随者不难判罪；直接参加屠杀迫害行动的执行者，尽管其官阶不高，也可以判罪；但如何对待这些既非决策者、也非直接执行者，似乎已经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人的官僚们呢？应该引出什么教训呢？

　　特拉维尔索教授指出，像“办公桌旁的杀人犯”这种现象，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就察觉到了。后者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谈到一个官僚阶层随着工业化而出现时，曾经说过，官僚管理的特殊的、受到资本主义欢迎的特点发展得越完备，它就越“非人化”。“越完备”是指官僚机器的特殊之点在于，它摒弃了一切纯粹属于个人的诸如爱、恨等无法计算的感情因素，一切让位于完成官方任务。这不正是对纳粹国家机器中的“尽职尽责”的“办公桌旁的杀人犯”们精神世界的一个预见吗？特拉维尔索尖锐地指出，纳粹创造了一部屠杀的工作体系，这个体系需要现代技术、劳动分工和有效的管理，如同一个互相渗透的企业。以毒气室为标志的新阶段不能掩盖它是自18世纪末期以来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的终点这个事实。

　　特拉维尔索在这部研究著作的结束语中说，当然不能说，清理了一番纳粹的大屠杀的“家谱”，就得出欧洲文明发展自然会导致这场人类大浩劫的结论。但是，不管怎样解释，却不能否认奥斯维辛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尽管它可能是一个病态的产品，却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合法的儿子”。人们应该记住这位身为欧洲人的学者对欧洲文明所作的一个论断：西方不仅仅是由人权宣言的高贵原则构成的。它还有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其他方案，关于空间的其他设想，理性运用的其他方式和技术的其他使用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