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葛小瑜

　　嘉宾：金重远(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席教授)

　　郑寅达(华师大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记者：纳粹主义思潮和军国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德、日两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直接祸首，它们都在短时期内兴起，迅速席卷全国，掌控了社会舆论话语权。这些以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的荒谬理论，居然煽动起整个国家陷入狂热，将全人类拖入灾难，应当如何解读这一历史现象？

　　郑寅达：首先，这是德日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受到创伤的结果。德国自近代以来，不论是俾斯麦为了统一德国，还是威廉二世为了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都积极鼓吹民族沙文主义，致使各阶层民众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以德国战败告终，这一失败不仅把德意志民族争霸世界的美梦打得粉碎，而且被套上《凡尔赛条约》的沉重枷锁。形势变化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德国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致使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恶性发展。日本尽管是战胜国，而且在《凡尔赛条约》中分得了一些利益，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被迫回吐，在国际利益分配中成了边缘国家。

　　其次，当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运行中遇到障碍。德国在一次大战后建立了魏玛民主制度，这是很大的社会进步，然而又存在较大的缺陷。它在旧的社会基础之上，引进了过于民主的选举制度，除了造成议会内政党林立，内阁频繁更换外，还引发了民众的“民主疲劳”，即一年内需要数次参加各种民主投票。当这种投票不能解决民众眼前的困境时，更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日本从1924年起，在天皇制框架下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政党间的纵横捭阖、重大事情议而不决，使国家难以应付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

　　再次，法西斯本身具有外在迷惑性。当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困境，处于大调整的前夕，从左翼到右翼，都声称它已垂死没落。法西斯以具有战斗性的变革者的面貌出现，对民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在国际秩序方面，尽管兴起了以威尔逊“和平十四点”为载体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但实际运行的还是强权政治，强国普遍对弱国实施排斥、欺负和宰割。当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还处于反抗强权政治阶段时，很容易就获得了民众支持。经济生活中国家干预的缺失引发的经济危机，又使法西斯的强力干预披上“合理”的外衣。

　　金重远：究其本质，纳粹主义思潮其实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德国本身是一个有着很深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国家。中世纪时期，当法国等欧洲大国已经统一之时，它仍就处于分裂的状态。直至1871年普法战争，德国民众求统一的愿望才最终得到实现。所以，德国人对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异常珍惜，对其民族性也就比较看重，从而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群众基础。

　　除此之外，《凡尔赛条约》则是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剂。作为一战结束后的“奖惩分配方案”，这一条约明显有欠公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分明是两大敌对军事集团(协约国和同盟国)经过多年明争暗斗而共同酿成的，凭什么只因德国战败就硬要它去承担全部罪责？加上条约的空前苛刻性和骇人听闻的掠夺性，更引发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嗅觉灵敏的希特勒恰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他站出来公开反对《凡尔赛条约》，并同时宣传他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从而成功走上政治舞台。

　　与德国不同，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为了掠夺发展资源的道路。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要向帝国主义迈进之际，世界各个大国的势力范围早已划分完毕。而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极端贫乏的国家。所以，靠武力掠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就成了日本的战略方针。而武力至上的结果就是军权的成倍放大。

　　记者：纳粹集中营那种冷血残酷的种族灭绝，日军在南京对平民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抑或战争史上都是罕有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和财富增长，似乎并未让人的精神层次有同比提高，反而酿成了一场同类相煎的浩劫。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应当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如何在物质文明演进的同时，保持人文关怀，实现和谐发展？

　　金重远：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成正比，相反倒置的情况经常出现。

　　德国的纳粹主义思潮不是普通的民族主义，其核心是种族主义。希特勒鼓吹：亚里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统治其他民族，并消灭其他劣等民族。他把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吉普赛人等等都列为劣等民族，从而为之后的大肆屠杀奠定其荒唐的“理论基础”。同样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核心是大和民族至上论。这些种族优秀论在二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过，种族论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先后约有100万人被杀；1995年波黑战争期间，在巴尔干半岛均属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自相残杀；美国的3K党以及黑人权利之争……种族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在21世纪，国际斗争往往会演化为民族矛盾，接着又会与种族扯上关系。种族优秀论的危害有多大，世人都已看到。该理论的根子较深，目前仍有市场，所以特别值得我们警惕。

　　郑寅达：确实，从法西斯肆虐的事实来看，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文精神同样重要。从纳粹主义来看，不少荒谬之处就是滥用科学，忽视人文，将人降低为一般动物，不顾一切地把所谓的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结果，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空间论、低等种族、大屠杀(在人类社会中锄野草)等。相反，由于德国法西斯在从事反人类的活动时坚持所谓的“科学方法”，反而给人以一种荒谬和心酸的感觉。如纳粹在从事大屠杀时，为了做到“物尽其用”，事先要求被害者卸下一切有用之物；屠杀后，再剪去头发、拔下金牙、甚至割取脂肪用于制造肥皂；尸体火化后，还要将骨灰用作肥料。同时，纳粹当局一边在从事大屠杀，一边又拨出经费研究“无痛致死”术。在囚犯走向杀人的“淋浴房”时，拉线广播中竟然还播放着古典音乐。

　　记者：60年后的今天，欧洲一些国家的新纳粹组织、日本少数继续鼓吹皇国史观的极右翼团体，以及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狭隘、极端的排外主义思想，依然在社会上占有部分市场，但其影响力基本上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从社会自我调控机制方面来讲，人类取得了怎样的进步？

　　郑寅达：法西斯的影响力受到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是在二战期间法西斯的真面目得到彻底暴露，民众对之普遍警惕，不少国家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法西斯组织存在。同时，在经济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配套措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有力地削减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养料。

　　战后德国的民主化改造进程值得关注。反法西斯国家相互合作，共同打进法西斯的老巢，给法西斯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为战后德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战后两个德国的政府中，非但没有法西斯残余势力，不少还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

　　从战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情况来看，通过联合发展来保证和平、制约法西斯势力，似乎是一条可行之路。尽管“欧洲联合”的思想早已有之，但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初期，法德双方基本上还是准备走“自强”之路，发展各自的民族国家。但在之后的国际形势的推动下，双方都改变了想法，尤其是法国，希望通过合作制约德国，防止它走上复仇之路。实践证明，联合之路是“人间正道”，通过联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既消除了猜疑的根子，又杜绝了“独大”的可能。在联合发展的进程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排外思想就成了无本之木。

　　金重远：德国的新纳粹主义、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等等都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团体。和纳粹主义一样，它们都排外，但是排外的对象和程度均有所不同。西欧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劳动力短缺，所以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始涌入上述国家。但是，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有的甚至停滞不前，于是这些移民就开始显得多余了，相应的排斥移民的呼声也就高了起来。可以说，这只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后遗症，与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反思还是比较深刻的。例如德国，他们把发动战争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看成是整个民族的罪行，并为此深深反省。所以，首先从民众舆论上说，类似新纳粹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言论是不受欢迎的。其次，政府从法律上规定，宣传种族主义言论是违法行为。这种政府行为再加上民众舆论成为压制种族主义东山再起的双保险。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政府总理。他利用了当时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使之狭隘化、极端化，通过鼓动街头游行、烧毁进步书籍和导演“国会纵火案”等荒唐闹剧，使整个国家迷失在纳粹主义的喧嚣中，法律、理性、秩序荡然无存，终于酿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60年后再回首，尽管一些狭隘与极端的社会思潮依然存在，但不同种族、民族间相互尊重，对偏激言行加以有效的社会调控，已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以史为鉴，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