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上沾满鲜血、头发和皮肤”

　　有一个沙坑里埋着250具全裸女尸。当囚犯们被运到波纳里火车站时，所有男性囚犯都被赶下车厢。德国人要求剩下的女囚脱下衣服，只穿内衣。女囚们拒绝了。刽子手们当即冲上车厢，对妇女们一顿毒打。车厢门打开了，赤身露体的妇女在德国秘密警察的凌辱驱赶下走向埋尸坑(距离至少有400米)。在实施集体屠杀前，德国人又强行将女囚身上的内衣、胸罩脱掉……所有妇女都浑身是血。刽子手的棍棒上沾满鲜血、头发和皮肤，甚至还沾着人肉……

　　有一个沙坑里埋着数百名神职人员，他们身着长袍，手拿十字架；还有一个沙坑埋着数百名苏军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军官。在挖尸体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挖到怀抱婴儿的母亲……许多儿童的头骨常常是破裂的———刽子手们为了节省子弹，拎着孩子的双腿，将他们的头摔向大树……

　　“他从坑里拖出了亲人的尸体”

　　即使是在焚尸工作开始后，屠杀仍在继续。德军将一队队手无寸铁的囚犯双手反绑，赶到沙坑旁，用机枪扫射，幸存者再被用手枪射杀。仅1944年3月的最后一周就有

　　450名犹太人、50名茨冈人和15名波兰人被杀害。

　　我们这批尸体搬运工共有80人……尸体腐败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许多1941年掩埋的尸体已成糊状，简直无法搬运。有的尸体已粘在一起，无法分开。我们的担架上常常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堆尸体。我们当中有的人根据衣服和头发认出了自己的妻子、孩子和父母。有一个名叫多吉姆的工人亲手从坑里拖出了母亲、妻子和两个妹妹的尸体，并将这些尸体抬到焚尸灶上。

　　每当那名德军指挥官来视察，我们的工作尤其紧张。这名贵族军官居高临下，监视每一个人，挑选病人送“医院”。如果有谁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便会被拖到不远处。不久，我们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病人“痊愈”了。

　　在没膝的死人堆里干上两个月，你便不再惧怕死亡。昨天你还在与工友聊天，今天你却在焚烧他的尸体。当你看到军装笔挺、养尊处优的德国军官，仇恨的怒火便会在心中燃烧。一定要逃出去，要向见到的每一个人、向全世界大声说出我们在波纳里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

　　“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游击队”

　　然而怎么逃呢？四面都是陡峭的石壁，上面还有电网、地雷和哨兵。往上走是没有出路的，那么就只好往下走了。沙坑的底部有一个1.5米见方的储物窖，里面通常会储存一些食品。我们便从窖底挖地道。地道总长30多米。由于土质疏松，用手挖就可以。但是地道顶部不断向下掉土，我们便用木板和支架加固。我们从搬运的尸体身上找到了刀剪锉锯等小工具。为了不被德军士兵发现，我们晚上一起唱歌，只有一人躲在床下锯木板和支架。

　　我们80个人编为10组，每组都任命了组长。大家排出了先后次序，相互传授了爬行要领。只有两三个人自私自利，其他所有人都服从分配。大家不是为了自己活命，只求有人能逃出去，哪怕不是自己。

　　4月15日，地道又延伸40厘米，距离地面只剩下10厘米了。第一批共20个人除去腿上的锁链，爬进地道。天黑之后，我们捅开剩余的10厘米土层，爬出洞口，向铁丝网匍匐前行。四周一片漆黑。忽然一声枪响，四面枪声大作，但我们依然有序前进。借着枪口冒出的火光，我看到从地道口到铁丝网爬满了人，估计不少于30人(这一数字后来得到德军的确认)。终于爬到了铁丝网跟前，我们满怀成功的喜悦。此时可以确信，我们当中肯定有人可以活着出去。4月22日，我们的小组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在日戈里内村找到了游击队……

　　在波纳里，“大地在颤抖”

　　对于波纳里的这段历史，犹太女作家玛丽亚·罗利尼凯特(德军集中营幸存者)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波纳里的松树林中战前就挖了许多大坑，当时是用来储存汽油和石油的。战争爆发后，这些土坑就成了公共墓地。德军将囚犯带到这里，说是要来干活，实际上是要执行枪决。囚犯被带到土坑边上枪毙，死者、伤者一起推入坑中掩埋。邻近村庄的居民战后曾说，在波纳里，大地在颤抖，地面时常出现断臂残肢。宗教信徒说，这是因为大地不接受冤死鬼。战后的波纳里建造了纪念碑，而那片恐怖的墓地则荒草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