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1937年8月11日,张治中的长女、22岁的张素我结束了三年的英国留学生涯,回到上海。“7月份卢沟桥事变后,高官的家属都安置在青岛,我也准备去青岛。但是在英国接到的最后一封电报口气忽然变得很严厉,父亲说,形势现在非常紧张,让我回上海和他见面。”在北京崇文门的一处普通的民居里,张素我娓娓讲述着68年前的故事,虽然已是90岁的老人,但她思维清晰,只是眼神偶尔飘向窗外,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脸上的表情仿佛又回到做女儿对父亲的那种依恋。
“8月11日,我被接到苏州留园,留园是准备作战的秘密基地。我还晕晕的,就看到了正在布置作战计划的父亲。他瘦了很多,但全神贯注,看到我就让人送我去南京和母亲团聚,‘照顾好母亲和弟妹们。’也顾不上和我多讲话。我刚从宁静的英国小城回来,提了一大堆行李,根本不明白战争是什么。12日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了,我觉得母亲比谁都焦虑,但她还要安慰我们。没想到第二天(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了。上海变成了战场。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我长得像母亲。”张素我年轻时的照片完全是母亲的翻版,浓眉大眼,丰美多姿。解放后在外经贸大学执教17年,今年刚过了90大寿,眉宇间倒透出了父亲的文雅淡然。“母亲和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相濡以沫一辈子。”张家姊妹7人,除一女早夭,如今6人健在,4个在美国,在北京的长女和幼子张一纯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事对台工作30年的港澳台海外联谊会会长,73岁的张一纯不乏自豪地说:“国共两党高官惟有2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产党有周恩来,国民党有张治中。”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陪伴他直到1969年去世。“母亲没有文化,却跟着父亲见过许多大世面,性格开朗,与宋氏姐妹、何香凝等许多高官夫人交好,而且善于持家,我们全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他们从不让我们做少爷小姐。”张素我与张一纯不约而同说了一句话:“父亲和母亲总是在一起,任何时候,只要不打仗,我们全家就要在一起。”当上高官后,张治中有很多朋友劝他另组家庭,“娶更般配的小姐,父亲只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回忆起解放后每年看着老父老母穿着泳衣拉手在北戴河泡海水,90岁的张素我笑得很甜。
“淞沪抗战结束后,父亲回到了安徽老家,他更瘦了,心力交瘁的样子,我们都不敢和他讲话。他总是躲避参加内战,但是抗日却坚决勇敢地冲到第一个,随从发现了他写给我们的遗书,说要抵抗日本到底,如果活着回来反倒是一种意外。”1937年9月,张治中以身体为由提出的请辞终于被批准,“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最喜欢的古书拿出来读。”张素我记忆中的父亲那时候一脸思虑,“连说话都没了力气似的,疲惫不堪,我能看出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可是他从来不和我们交流战场上的事。”
但比起做军事家,做政治家显然需要张治中投入更多的心力。“对蒋介石,父亲一直忠诚,感情很深。上世纪80年代我见到蒋经国、蒋纬国,都对父亲带着尊崇。”张一纯说父亲一贯怎么想就怎么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期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可是石沉大海,父亲很绝望。后来周总理说‘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前一个是张学良),又派专机把我们全家接过来。父亲终于留了下来。”“文革”中张治中上过两次万言书,都被周总理保了下来,“这样他见到毛主席还要问: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张一纯说,1967年以后父亲每天都要等他下班回来讲形势,“我们家被周总理保护了,但那几年父亲天天都想不通,比以前更加忧心。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1969年终于衰竭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