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5日《新京报》消息，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有望以道歉的方式得到解决。2005年3月，深圳龙岗警方在辖区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横幅。4月15日，两位河南籍市民将龙新派出所告上法庭。日前，警方已开始挨家挨户登门走访派出所所属辖区的河南籍居民，并对此事进行道歉。

　　但即使该案以双方和解的方式画上圆满的句号，关于歧视，关于“河南人形象”的话题也不会因此而终止。因为大家都知道，歧视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里，迄今为止都是未能根除的一个老而又老的难题。

　　像深圳警方这样明目张胆地公开张扬自己的公权力歧视，罕见得令人吃惊。对于这类歧视，以及文艺作品中的类似歧视，我赞成朱学勤先生的观点：此类官司值得打，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但官司也好，以道歉为前提的和解也好，舆论抨击也好，更多的都只是在宣告一种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和规范，表明一种姿态，而对于人们“心中有，口中无”的观念上的歧视，上述的办法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

　　美国人类学家、基因学家史宾塞·韦尔斯的研究发现，从基因科学的角度上说，人是没有种族区别的，所有人类都可以理解为一个种族。东方人和西方人的面孔之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人对伴侣的选择倾向性不同。现代人至少已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承认，以地域和人种论，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们常常不愿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常以“种群”论优劣呢？这首先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下，人们一般会采用简易识别法，比如笼统地说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比一般院校的毕业生素质高。虽然这样的判断不可能百发百中，但是误判的概率相对较小。

　　回到歧视河南人问题上，我们要问：为什么总是河南？为什么总是针对河南人？一种观点是河南人受歧视是因为他们是生态灾难的受害者，所以他们成为贫弱的代名词。化解的办法则是展江教授说的“有赖悲悯和宽宥”。但我认为歧视是居高临下的，悲悯和宽宥同样是居高临下的，虽然二者的价值取向并不相同，但备受歧视的河南人真正需要的却不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自由自在的平等相待；与此相近的观点是朱学勤教授说的歧视根植于人性中的普遍弱点：嫌贫爱富。但全国上下到处都在编排河南人，却另有一番原因在。

　　论经济落后，河南不是全国最落后的，人均收入也不是全国最低的，比起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要强不少；论人口多，外出人口也多，自然而然“影响大”，的确，河南人有一亿多，但四川、重庆的人口也多，外出人口也同样多，在重庆直辖前，四川比河南人还多，而且现在也仅次于河南，可这些地方的人都没有像河南人那样感觉受到歧视。

　　我认为，在“妖魔化”河南人、歧视河南人的道路上，社会、媒体，包括河南人自己，共同完成了两次“集体的合谋”：

　　第一次集体合谋，是把河南的问题归咎和转换成了河南人的问题。河南人成了河南问题的替罪羊。建国以来，河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试验田和重灾区。据悉，“反右”期间，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总计五十五万人，而一个河南省竟有三十多万人；“放卫星”最凶的是河南，首推信阳地区；即使是现在，也有因隐瞒而导致令世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蔓延。以上问题的罪魁祸首，也许并非河南人！但最终，这一切问题通通都归罪于“河南人”头上。所以我说这是第一次集体合谋或栽赃。

　　当然，这其中，少数河南人也难逃干系。比如在“反右倾”运动时，把说了几句实话的省委书记、副书记统统打倒，戏称“潘(潘复生)、阎(杨珏)、王(王庭栋)”，全国罕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越是人多而资源紧缺的地方，人的投机性往往越强，人性中的弱点也暴露得越充分。

　　第二次集体合谋，是在第一次集体合谋基础上，通过网络、书籍、声讨、声明等，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妖魔化河南人”与“反妖魔化河南人”浪潮。结果是强化和固化了河南人自己以及外人的“河南人”观念，整体意义上、地域意义上的“河南人”反而替代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河南人形象，对河南人的歧视由此而成为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此情此景，窃以为，消除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只有依赖两条途径：一、把河南的事情解决好。就像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人在外面才有尊严，这方面，穷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缺少法度和人情；二、用公民精神化解地域歧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每个人都是具体的共和国公民。包括河南人自己，都不要只是惦记着“我是河南人”，更不必到深圳头打横幅说什么“重树河南人形象”。记住你是共和国公民，要是谁对你实行地域和身份歧视，对不起，用公民权利和他讨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