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1岁高龄的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来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当着纪念馆游客和闪烁不停的闪光灯,弯身下跪,“当年我杀过俘虏,我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我应该这样做。”问及本多老人此行原因,他真诚地告诉记者。
但他说得更多的,是在不停地重复:“我以我个人身份来到中国,我只想尽一切努力向中国人民认罪。”特别是当他无数次被问及历史和现实问题,除了不住地道歉,他总是说,“我只是一个日本老人。”
他总是用一切方法来谢罪
这次本多立太郎到中国的行程安排得特别仔细,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跟谁对话,跟谁吃饭都有详细计划,只是在这份日程表上没有写休息时间。
“千万别忘了,他是一位91岁的老人。”随同前来的中国作协作家方军不断地对随行人员说,在他看来,本多老人就好像一盏在风中摇曳的蜡烛,必须仔细呵护,方军从不离开本多老人的左右,“能促成本多老人的行程,我起到了很大作用,保护本多老人的安全我责任重大。”方军告诉记者。
但本多立太郎本人却从不这样认为,在火车站,他谢绝了淞沪抗战纪念馆给他提供的轮椅,他穿着全套西装,打着领带,但从他的袖管里仍然能看到枯木般的双臂,只要有记者采访他,他总是很宽容地笑着接受,嗓音永远铿锵有力。
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罪人。”
“我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当年从中国回到日本后马上又被招入伍,日本投降后我作为俘虏被苏军流放到西伯利亚,回到日本后我发现我的全家四口已被美国轰炸机炸死,我本来是个记者,但日本当时非常贫困,我只能做了店员。”本多老人认为,这些都是他应当受到的惩罚,“我在战争时杀了人,我是个有罪的人。”
但本多老人认为这还根本不够,“这一生里,我经常从梦中惊醒,看到了满目的尸体。”据本多老人自己讲,在中国时,他亲手杀害了一名俘虏,“当时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我,好像在笑,我硬是把军刺刺入了他的胸膛,他‘啊’了一声,掉进了江里,随着水漂走了。”
“那双眼睛,那血红的水,还有那一声叫,总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出现。”不论是谁问,本多老人都要把这段让他痛苦了一生的经历重新说一遍,“他总是用一切方法来谢罪。”方军告诉记者。
父亲曾想让他娶个中国妻子
“从我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天开始,我的父亲就没有间断地给我来信。”本多立太郎永远也忘不了他父亲给他的教导。
在他临前往中国的那天,父亲告诉他,中国是个有5000年文化的国家,你到了以后一定要学习那边的文化,要尊重那里。在中国,父亲总是担心本多立太郎会做一些有悖良心的事,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本多立太郎寄书过去,并要求他把自己的读书体会写回信给父亲,因此,在中国,当其他日本兵出入于慰安所时,本多立太郎总是到离自己驻扎地不远的金坛公园的长椅上看书。
离开中国前,本多立太郎接到了父亲的最后一封信,“如果在中国看到了好姑娘,就跟她结婚,你在那边工作和生活也好啊,中国是个很好的地方。”但本多立太郎已经离开了中国,父亲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越是这样,本多老人越对自己在中国杀害俘虏感到罪恶,“人是没有权利剥夺其他人生命的,我的过错不可原谅,我无颜面对父亲。”
但是本多老人来到中国确实承担了很大的危险,“我是在隐秘的情况下来到中国的,不能被右翼分子知道。”据本多讲,他经常在日本收到匿名恐吓电话,还收到过子弹,“我已经是个91岁的老头子了,只是我很担心会给家人带来危险。”
他这次来还带着“导尿袋”
“我是一名日本老兵,自战后这已经是第四次来到上海,其中有两次还去过南京,我与受害者进行了座谈,与市民及学生进行了广泛交流。”来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后,本多老人未经休息就直接参加了记者见面会,尽管旁边的方军一直在旁边劝他,“他需要休息,他还带着导尿袋呢。”
“在中国,我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以为战后我不可能来中国,虽然多次有朋友邀请我,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想起60年前,我的罪行,我不能够挺起胸来中国,我现在过来,是想为我60年前的罪行做出忏悔,在北京和这里,我都受到了款待,谢谢大家。”本多老人一再地说。
这样忏悔的心情不仅表现在他的话中,只要有记者采访,他总是认真地听,认真地答,这可急坏了旁边陪同前来的方军,“老人91岁了,该让他休息了。”而本多老人则很固执地把送到嘴边的茶推开,因为他要抽出空来把记者问的问题回答完。
中午吃好饭,本多老人就直接来到了淞沪抗战纪念馆。
“一会本多老人下跪时,大家千万不要因为镜头角度不好就让他重新下跪。”方军赶忙跑到前面对记者们讲,在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本多老人则很顺从地重新跪下。
在纪念馆的大型浮雕前,本多老人推开了旁人的搀扶,独自一人走上前去,静默地看着浮雕墙,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紧接着,走上前去,很坚定地跪了下来。
“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名日本老兵,本多老人能够这样到中国来忏悔已经很不容易。”一位在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参观的游客对记者说,他感觉,跪在那里的矮小的本多老人显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