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至14日，中日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认为这一对话是积极、有益的，并同意继续保持对话进程。这是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以后，双方改善关系的又一重要举措。不过，与以往高层会晤相比，这次战略对话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话可能常规化，成为中日之间解决问题、探讨发展的固定模式；二是与高层会晤着重于原则层面不同，这一对话侧重于探求解决问题的具体方略。

　　虽然中日关系倒退的责任在日方，但在与日本错误做法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如何引导两国关系朝着健康、正常的方向发展，却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显然，诚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良好的中日关系造福的将是两国人民。这正是中日战略对话出台的背景。

　　如果我们站在战略高度，就会发现中日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说，虽然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已退居第三位，但双方的贸易总量仍然相当巨大。尤其是，日本的对华贸易中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技术出口，这些技术对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意义已成业内共识。中国遍销世界的电子产品中，许多核心技术都来自于日本。显然，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经济发展在中国的总体战略安排中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包括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离开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

　　中日关系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中日关系对中外关系的其它方面也有着重要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稀释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管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决心是多么真诚，美国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安排都不会轻易改变。在此情况下，良好的中日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牵制作用。它既可以使美国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时有所顾忌，也减轻了中国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后顾之忧。事实上，美国在中日之间玩“鹬蚌相争”游戏的战略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就更应重视中日关系对中美关系的调节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问题在中国内政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虽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种种原因，它的解决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某些外部因素。这其中，美国的影响无疑最大。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日本对台湾事务的“热情”也正呈增长之势。这是因为，台湾问题一旦解决，在中日东海、钓鱼岛之争中，中国都处于远比现在有利得多的地位。

　　另外，由于日本曾对台湾实行过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对台湾社会也有着独特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日本干预台海事务的“热情”正呈蹿升之势。越是这样，我们越要重视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虽然不可能奢望日本发挥正面作用，但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却是可能的。良好的中日关系，既会使日本制定涉台政策时顾忌中国的反应，避免走向“破罐子破摔”的道路，也便于中国主动、直接地影响日本的涉台政策。

　　作为近邻，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中日两国固然存在着竞争关系，但近邻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现实，又使得双方谁也不可能不与对方打交道。在此情况下，双方关系的发展无疑有着广泛的战略空间。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将中日关系放到战略高度看待，才能在处理两国关系时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不被一时一事的是是非非左右感情，束缚手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