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

　　非常高兴今天能出席这样的首发式，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编写这本书的东亚三国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高兴，给我的感觉就是三国学者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发合作，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我们国际合作局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书的出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尽国际和作局力所能及的一点力量，希望能够为他们做出贡献，这是第一点感想。

　　[李薇]:

　　第二点，刚才步平所长讲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创造了模式，三国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共同编纂近代史，对三国的学者、对三国的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步平所长也讲了，在历史研究当中有很多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任何个案研究当中有分歧，但我们应该承认事实，用事实来说话，这本书所体现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讲事实。我想以后会以这种尝试为一个基础，还会更多的、更长时间的合作，我们也会尽一定的力量帮助学者们做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我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思考。在历史研究当中，我想社科院的学者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并不是以谴责为目的，我们在历史教育当中从来没有以谴责什么人为目的，都是以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能够以史为鉴、以便达到和平的目的。但我觉得在公布历史事实方面我们自己还做得不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历史事实，只是在历史学家的手里掌握，但我们并没有通过媒体，通过我们的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比如说东北遗留了很多遗弃的化学武器，但有些化学武器是用防锈的铀，埋得很深，这不是遗弃，是保存。有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以更多的事实来讲话，用事实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教育那些曾经做过这些事情，而不做这样教育的一些人们。

　　我想今后，中、日、韩三国学者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媒体在宣传事实方面也要加大力度，而不是用一些激烈的语言做谴责，是要用事实说话。在事实基础上，可能更能在历史教育问题上统一我们的看法。

　　[李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很多的学者，他们很关心近代史上发生在东亚地区的一些历史事件，分析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他们很多建议也值得我们今后在历史研究当中参考。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一个国家或者特定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有什么样的基础？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分析教育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对象，也让教育国也认识历史。

　　还有一些学者也做了非常好的探讨，他们超越了史学研究的固定传统范围，而是有跨学科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甚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研究，从而有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发生，为什么战后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当时是什么样的因素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这种格局影响到今天的和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深刻思考的。我们社科院有很多学者都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打算着手从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层次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国际合作局也会尽这方面的努力来完成谋求和平和真正认识历史的使命。

　　谢谢大家！

　　[谢寿光]:

　　谢谢李薇局长的讲话。今天的发布会，韩国方面的学者、日本方面的学者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下面有请韩方编纂者代表尹辉锋讲话。

　　[尹辉锋]:

　　大家好，我是代表韩国来参加这次出版首发式的。今年5月25日，在韩国从容地进行了中、日、韩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纪念出版会，韩国政府和机关以及各媒体以及有关学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5月27日在日本也举行了这本书的发行仪式。今天《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纪念会顺利举行，我在此致致以衷心的祝贺！

　　各位女士、先生们，我记得19世纪和20世纪因侵略而变得非常不平静，在东亚日本殖民主义下，战争与分裂以及相互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1世纪的今天，东亚，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人民应当从过去的战争和矛盾、对立当中摆脱出来，相互协作，开创美好的未来。

　　[尹辉锋]:

　　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不友好的关系进行整理，面向未来合作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应当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刻反省，希望对在侵略战争中受害的人民给予赔偿。同时中国和韩国两国人民也要从受害历史中走出来，本着宽容的姿态与对方相处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但日本社会最近反而出现遗憾的事，将过去的殖民地侵略战争美化，日本总理参拜靖国神社，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中、日、韩三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体。今天出版这本书，就是过去四年间中、日、韩学者共同携起手来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这也是让青少年了解战争的情况。今天借这次机会向日本领导人发出强烈呼吁，对各国的批判，日本首先要和在亚洲三个邻国的友好关系中解决问题，同时也向中、日、韩三国政府有关人士、媒体和全世界的市民们发出呼吁：保护各国青少年成为东亚和平的守护者，大家也要给予支持和关心。最后我谨代表韩国历史委员会向三国编纂过程中同苦同乐的同仁致以真诚的谢意！

　　[谢寿光]:

　　感谢尹辉锋的发言，他代表了韩国学者的心声。下面有请《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文版出版社的代表梅田正己先生发言。

　　[梅田正己]:

　　我叫梅田，是从日本来的。我手里举的这本书是在日本出版的。长期处于侵略与被侵略、加害于被害关系中的东亚三国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编写了历史教科书教材，从漫长的历史来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作为一个出版业界的人士，能够参与到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中，并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我表示感谢，同时也感到万分的荣幸。

　　日语版从6月份发行，到现在正好一个星期。像这种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一般发行量从两千册开始，但这次出版的这本书，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书，所以数量比原来增加了两倍，发行册是二万册。我们最初认为，作为一个出版社来讲，如果能出版发行二万册的话就是很成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向社会发行的时候，从各个书店订书的电话络绎不绝，我们的公司非常繁忙，就像一个地方着了火似的特别的忙碌。我们刚刚决定在增加第二版、第三版，现在增加印刷了一万五千册。许多日本读者看完这本书以后给我们来信说，你们真是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这是一部盼望已久的书。有些读者的来信，刚才步所长也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看到这么多的来信，我想中、日、韩三国学者三年来的辛苦到今天总算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梅田正己]:

　　最后我想讲一下对历史认识的问题，我谈一下个人的观点。在日本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非常顽固的，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特别是这次我们出版这本书以后，有些人还强烈坚持这种论调，他们批判这本书。我想历史认识里面包含两种认识：第一层认识是关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第二层认识就是对历史事实如何解释或者如何评价。像这样的问题，当然各自的立场不同，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在编纂这本书的过程中，三国学者也曾经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但是我认为共同拥有客观的历史史实的认识是可能的，我们这次出版这本书的重点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对历史的事实有共同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进行友好的对话，进而产生相互了解的未来。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今天出版这本书，从而也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来读这本书，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将来会成为开创东亚崭新未来的基础。谢谢。

　　[谢寿光]:

　　感谢梅田先生非常有见地的讲话，也希望提供日本版在日本受到欢迎以及右翼人士批评的情况。我认为三国能否形成历史的共识，这本教科书的共同编纂是最有说服力的。下面有请国防大学的何理教授讲话，大家欢迎。

　　[何理]: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议，我也祝贺很有价值的历史书籍的出版，我相信广大的中国读者，特别是当前关心中日关系是否和平发展的读者以更加兴奋的心情读这本书，我相信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我想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好的，中、日、韩三国学者和中、日、韩三国人民在历史认识问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不像日本右翼那样。为什么中、日、韩三国学者能形成共同的认识呢？我认为中、日、韩三国学者和中、日、韩三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观，这就是和平进步发展的历史观，这个意识观和日本少数右翼军国主义的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之所以中、日、韩三国学者和中、日、韩三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进步历史观，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能够取得共识。同时，由于中、日、韩三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厉害关系，就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由于在长期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厉害关系，所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观念。

　　[何理]:

　　同时，由于中、日、韩三国人民也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愿望，就是希望和平，希望进步，希望发展，这是三国人民和三国学者共同的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在怎样对待侵害、被加害的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历史认识，当然作为历史观可以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从研究历史来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和平、进步、人道，这从根本上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和军国主义历史的一种批判。这本书今天能够顺利出版，正是在中、日、韩三国人民和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认识和共同历史愿望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第一点。

　　[何理]:

　　第二点，这本书在现在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因为当前历史问题可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中、日、韩三国国家关系，包括日本政治走向的问题，历史问题变为现实问题。历史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和外交关系中处于这么重要的地位，我认为这还是很少见的。经过努力，出版这么一本书，充分说明了中、日、韩三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共同的，愿望是共同的。如何正确地解决历史问题？关系到当前三国关系的发展。这本书的发行对于推进三国关系正常的发展，对于推进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有意义的。所以，再次感谢三国学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丰富的和很有价值的成果，也热烈祝贺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何理教授的讲话。由于今天媒体来得比较多，对中、韩、日三方代表在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上有关的情况，我想有很多问题要问，所以给出一点时间请记者提问。

　　[北京人物周刊记者]:

　　请问梅田正已先生，中日两国官方已经表态说需要共同研究中日两国的历史，请问你对此事怎么看？前景如何？

　　[梅田正已]:

　　的确是，现在中日两国政府决定要共同研究历史，实际上与韩国前几年已经做了一个共同研究，韩国学界有一个研究报告。但从结果来看，研究报告表明日韩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坦率地说，如果从各自国家的角度出发的话，做历史研究达成共识是极为困难的。这本书，韩国和日本是从民间角度出发共同编写了这本书。我希望今后中日两国的历史研究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果，现在出版这本书，应该说是今后中日两国共同研究的第一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我想问一下梅田先生，当时你准备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是否感觉到有压力？因为前一段时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一本新的教科书，在发行当中是否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对这本教课书的销售，你认为有前景吗？日本媒体对这件事情是如何报道的？

　　[梅田正已]:

　　的确如你所讲的，我们曾经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高严社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出版之前开了三次全体社员的大会，我们充满了困惑，也感到很为难，但最后我们觉得要出版。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出版发行过程中没有受到压力，我们也做好准备，在今后出版发行当中可能会遇到像你提出的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媒体对这本书的报道是极为不充分的，虽然在日本也搞过首发式，但跟今天相比较，规模只是今天的三分之二。日本NHK广播电台报道也只是很短暂的，一些新闻媒体也只是做了很短暂的报道。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刚才我讲了这本书在日本销售特别好，但这不是日本媒体宣传的结果，而是广大市民通过自己的嘴互相传说，互相告诉，从而一起购买这本书，是市民自发购买的，这是要特别强调的。

　　[香港记者]:

　　请问梅田先生，刚才中方已经说这本书叫读本，不叫教科书。我想请教在日本对教科书有没有具体规定？这本书是否符合日本教科书的规定？这本书作为教科书的话能否在学校广泛使用呢？

　　[梅田正己]:

　　这是我们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书，不是历史教课书，只是作为历史教科书辅助的教材。由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正式教科书以外的辅助读物，这是第一次。在日本，尤其是在公立学校，不让你随便选择历史教材和历史读物，这都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出版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这样的，我们把这本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广大的市民，也就是成人，在成人理解这本书后，由向自己的孩子传授自己的历史认识，这是最初的设想。[中国日报记者]:

　　刚才梅田讲到日文版的销售，能否透露中文版的印刷量和韩文版的印刷量，因为今天是中文版发布会，除了首批印发量以外，能否估计到还有多少读者会用到？

　　[尹辉锋]: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韩国出版的情况，现在在韩国已经印刷了2万册，这在韩国历史书籍出版当中也是相当可观的事情。我们在7月份将第二次再版。韩国政府非常的支持，希望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来向学校捐赠，最好把它发展成为历史辅助教材。

　　[谢寿光]:

　　我来回答一下中文版的有关情况，我们首印是二万册，到今天可以说，这二万册可能在两天之内全部发出去。中文版到底有多大的量？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好妄加判断。因为我国的图书市场确实不如韩国，也不如日本那么成熟和规范，我们作为一家坚持走严创、高端的出版社，我们不想有意识地去炒作某些书。由于这本书是三国学者共同编纂的历史性读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中国那么大的图书市场，将来它的销售前景确实不好预测。

　　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书业不是特别的发达，在这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尤其到后期阶段，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媒体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敏锐性。但出版业自身的媒体非常的迟钝，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编者、我们的专家没有接受到关于像书业媒体的采访报道，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对推广工作做得并不是很理想。我做最保守的估计，按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高端产品，通过我们的渠道，如果有政府因素介入就另说了，完全按照市场自由的选择，应该在十到二十万的销售量。日本在一周之内是两万册，接着又加印了。我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参与到这件事，能够采购这样的书，至少能够赠送给中西部比较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生，可能形成的效应就会更大，当然有赖于媒体的支持。看到今天这样的场面，我的信心是大增的，后面印刷量和发行量也不只是一二十万，也可能是一二百万。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中国日报记者]:

　　是否全部是商业运作？

　　[谢寿光]:

　　全部是商业运作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研究方面给予了资助。这本书完全是靠研究者，在这本书编撰过程当中遇到很大困难，比如资金的问题，我想这一点编纂者的体会会更深。

　　[北京晨报记者]:

　　就发行问题我问一下，中方的版本，刚才说希望企业界赞助，然后把这本书向学校捐助，作为历史读本的话，是否有一些学校向我们联络这本书，他们是否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够作为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