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重庆市找到了一条既有直辖共性，又有别京津沪的建市思路———以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为战略定位，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一体共发展共繁荣。

　　这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解放碑商圈流光溢彩，商厦林立，仅渝中半岛超过20层以上的高楼就不少于300幢。美国《财富》杂志将重庆列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热点，联合国也将重庆评为中国西部最具发展前途的城市；这又是一个落后的大农村：重庆直辖之初，3100多万人口80%在农村，40个县区(自治县、市)中有一半为贫困县。

　　作为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特殊直辖市，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重庆市找到了一条既有直辖共性，又有别京津沪的建市思路———以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为战略定位，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一体共发展共繁荣。

　　2005年5月30日至31日，在市委二届七次全委会上，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再次作出重大部署。市委书记黄镇东宣布：重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初步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

　　以大城市辐射大农村

　　以大工业带动大农业

　　江津市罗坝镇芳阴村的果农们很难忘记前些年柑橘丰收烂市的惨痛教训，他们第一个“跳起来摘果子”，和澳门恒河果业协定产销协议。如今江津果农的橘园里种上了来自海外的72个柑橘品种，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大区域、不同时段的柑橘市场，农民大发“果财”；1997年全球500强企业法国威望迪来到偏远的三峡库区忠县种柑橘，投资3.4亿元，建起15万亩基地果园和世界一流的技术中心。如今忠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柑橘工厂化育苗基地。大批工业资本、海外资本开始牵手重庆农业。

　　有“黄连之乡”、“长毛兔之乡”、“绿色之乡”之称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绿色资源丰富，以前“开发无资本，加工增值难”，农民“守着宝山讨饭吃”，现在“林野”牌有机香菇已发展了马来西亚、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代理商，黄连、兔毛销售到50多个国家；而在璧山县健龙乡，农民自发成立起莲藕生产合作社，其中仅500名农民参加的专业挖藕队，就把业务触角伸到重庆、贵州的十几个县区，人均挖藕年收入上万元。正是数以千计的农民专业合作会、农业龙头企业把市场带到千家万户，延伸了农民的致富链条。

　　人的变化更加精彩眩目。有“全国打工第一县”之称的开县，40万打工大军走南闯北，每年带回的现金收入超过16亿元；返乡创业更是大潮涌动，昔日在广东东莞当过制鞋工人的丰乐镇农民肖华，返乡办起的橡胶鞋厂年产值已近3000万元，1.3万名农民工已回到故乡投资4亿元，创办了1600多户经济实体。

　　……城乡在交流、碰撞、融合。这一个个带有泥土新鲜气息的财富故事，这一段段从困守乡村到融入城市、融入市场、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动人情节，无一不诠释着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精彩篇章！

　　此时再回首，人们难以忘怀直辖之初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重庆在4个直辖市中有“三个之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穷。100万三峡移民、366万贫困人口、40万下岗职工、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60%……特别是二元结构特征突出，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工业与大农业并存，被称作是以贫困为特征的“西部现象”和以国企业活力不足为特征的“东北”现象的叠加。

　　因此，在西部探索一条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发展道路，自1997年直辖之初便成为中央赋予重庆这个西部都市的一项历史重任。

　　从张德邻、蒲海清到贺国强、包叙定，再到现在的黄镇东、王鸿举，重庆市历届班子努力探索一条既有直辖市共性又有别于京津沪的建市思路———以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为战略定位，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一体共发展共繁荣。都市发展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区”的打造，构成了新重庆建设的主线：着眼于增强幅射带动能力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其主要任务是构建好金融、商贸、科教文化三个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建成现代产业基地；着力发展城郊型经济的渝西经济走廊，则是沿成渝、渝遂、渝黔高速公路和铁路轴线，建成一批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区域性专业批发市场，形成大中城市连绵区和产业密集带；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重点是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绿色产业、生态农业和旅游业。

　　专家们认为：“重庆建设三大经济区的核心就是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力，带动农村的生产力。”为此，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重庆近年将交通发展目标整整提前10年，通过“八小时重庆工程”，最远的区县到达市区的时间由过去的2天缩短到现在的8小时，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航运码头建设此起彼伏，过去交通不便的“山城”如今已经为长江上游的交通枢纽，立体交通网络构建了城乡流通渠道，如今的重庆各大商场、连锁店纷纷下乡进村；水果、粮油、生猪等大宗农副产品纷纷走出深山。

　　面上的提升，需要率先在点上取得突破。重庆以“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百个经济强镇工程”和“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为载体，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性，带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如今的重庆，围绕主城区和一批中等城市，形成了县城、中心城镇星罗棋布的城镇群落，资本、商品、人才等各种要素在这里交汇、配置。

　　数字印证着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累累硕果：城镇化率达到43.5%；全市实现了所有的乡镇和90%左右的行政村通公路；去年，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535元，增长14.5%，首次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幅。

　　让繁华都市拥抱农民

　　让公共财政惠及“三农”

　　以前被贬为“棒棒”、“扁担”的重庆农民工，如今成了当地政府注册的“重庆师傅”、“石龙技工”等劳务品牌。直辖以来，重庆先后有613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重庆这座现代化的都市正在以广阔的胸襟拥抱农民。

　　记者走进南岸区南坪步行街的农民公寓，只见绿树掩映，干净整洁，居住着1700多个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自渝西的蔡庭明租住的10平方米的房间，彩电、冰箱、衣柜、床一应俱全，他说：“这里的收费标准是‘三个一’：一天一张床一块钱。”

　　在重庆市率先实施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南岸区，城乡鸿沟越来越小：看就业，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就业机制，对农民免费培训教育；看社会保障，在全市第一个按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全面实施农村低保；看文化建设，构建了区、镇、村三级农村文化服务网络，每建设一个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区财政奖励补贴8万元。

　　南岸区仅仅是亮丽项链的一颗珍珠。重庆市委、市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如何帮助农民脱贫，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减少农民”，让更多的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重庆市近年先后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农民工子弟入学与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对失地农民实行各种社会保险机制。正在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共计招标406所培训学校，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有的区开设进城农民工服务管理试点，解决进城农民的吃住、计生、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困难，提高进城农民市场化程度。

　　2005年，重庆市宣布全部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市政府补助5亿多元支持农业税免征后的县乡财政缺口；而从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市财政风险基金中安排5000万元，对粮种实施直补，同时实施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民工培训补贴。在铜梁县太平镇白云村，正在培土的粮农陈连坤竖起大拇指：“粮食直补这个政策太好了，我今年种了3亩水稻，仅粮种补贴一项就可以买300斤碳铵化肥。”

　　同时，重庆市对14个国家级贫困县实行义务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免除书本费和杂费；在巴南区和双桥区进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在渝北区等7个区县型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实施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

　　深刻反思城乡差距，

　　全面运筹新阶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说：“这是中央统揽全局、审时度势、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不仅仅是广大农民的福音，也是关系国民经济战略布局的一个重大举措，对于重庆这样的‘以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直辖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站在新的起点上，重庆市委、市政府开始了又一个新的航程、新的探索。市委书记黄镇东、市长王鸿举多次带领相关部门的同志深入巴山渝水，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寻求良策，渐渐地对照中央的重大部署，对重庆“三农”问题又有一个更为清晰、更为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虽然重庆直辖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从全局看，农村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环节，农业仍然是十分弱质的产业，农民仍然是特别弱势的群体，主要体现在五个“较低”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生活水平仍然较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农业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仍然比较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整体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仍然比较低，农民看病难、因灾致贫返贫、精神文化生活缺乏等问题依然突出；农村生态环境脆弱，可持续发展能力仍然较低。

　　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村稳则全局稳，农民富则天下富；反之，“一脉不活，周身不畅”。重庆市市长王鸿举说：“重庆市这些年虽然发展很快，但还有65万多农村绝对贫困人均纯收入不到660元，农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如果重庆农业农村发展落后的状况不能得到尽快扭转，将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重庆市委二届七次全委会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2007年全市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20%，2010年达到40%，2020年达到90%，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宏伟的目标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就在重庆市委二届七次全委会召开之前，重庆市委、市政府组织发改委、财政局、农业局、农委、政研室等，就调整城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和强化支农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市政府研究室主任胡际权告诉记者：“这些报告是调查组深入实际摸出来的，找到了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说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城市偏向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导致农村投入不足。制约了城乡统筹发展。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4年，重庆市农村投入增幅呈递减趋势，其中2001年甚至出现的负增长。”

　　找准病灶才能对症下药。重庆市委二届七次全委会扭转了长期以来“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政策取向，作出决定。一是坚定不移地落实好最有力最直接的支农政策，做到四个确保：确保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投入增长幅度，确保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确保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确保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民工培训补贴等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做到“支农政策不缩水，支农资金不流失”。

　　二是调整偏向城市和工业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农业税全免后中央对重庆市的转移支付资金和重庆今年由市财政对非国贫县免征农业税转移支付的资金，从明年起继续专项用于支持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同时从明年起到2010年，采取以收支两条线、先征后返方式对金融机构县以下“三农”贷款的增量部分按50%返还营业税，鼓励和引导信贷资金合理流向农村地区，确保主城区以外区县贷款增速逐年提高、农业贷款增速高于全市平均贷款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