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县委书记任内的)因卖官受贿被查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在这些县调查时，发现了这个令人痛心的“反差”现象。

　　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沉默”背后六种心态

　　从安徽省的查处情况看，县委书记的岗位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收受巨额礼金被查处。有的敛财已到了肆无忌惮地步，孙孔文在蒙城县委书记任内，月均卖官受贿竟超过10万元，短短两年多疯狂敛财300多万元。

　　陈兆丰在定远县委书记4年任期内，因卖官受贿900多万元被查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到该县干部群众中深入走访，一些干部的感触令人警醒：陈兆丰卖官受贿、来者不拒，“陈千万”的绰号早已街巷尽知，可为何多年无人举报？甚至县纪委在早已掌握斋朗乡书记周家银给陈兆丰行贿的确凿证据后，仍在“不正常地沉默着”。阜阳市许多干部说，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王汉卿(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卖官，可就是没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知情、有据而沉默”，是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经大量座谈，他们认为“六类心态”蔓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张华琪分255次受贿、犯罪金额达530万元，有时是几个乡镇干部一道用公款行贿，可以说知悉内情的干部不少于千人，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借高利贷行贿，极大地败坏了颍上县的“官风”，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

　　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涉己、高高挂起。一些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基层盛行的“买官卖官风”极为反感，但自觉得“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与同事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

　　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我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一些干部担心检举揭发的信件“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现在正赶上县乡机构精简，县委书记找个借口把你“减”掉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

　　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睁着眼装糊涂”、我何必做这个“出头鸟”？贵池区委书记钱学明自己曾说，他把批评当成“找岔子”；李兴民在会议上严斥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为“杂音”，这种“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去监督？

　　五是“同僚们都送钱了，我也送钱；他们都沉默了，我也沉默”。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一些干部甚至对记者说：“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都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党性、没立场”。

　　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反正反腐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的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原亳州市检察院起诉科长就是花1万元从李兴民手中“买了”一顶副检察长的官帽。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也参加到“买官队伍”中，让一些想“捅破窗户纸”的干部心有余悸，不得不沉默下来。

　　“潜规则”掏空监督机制

　　涡阳县、颍东区、定远县的部分干部跟记者座谈时说，在“书记垮掉”的这些县区，许多干部“党性挂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但他们办事依照的却是官场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包括：

　　“因为一把手说了算，所以要在书记身上多下工夫”。买官、“跑工程”的钱都集中花在了县委书记身上，这也是18个县委书记垮掉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县区中，县长或县委副书记少有“出事的”。许多干部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槌定音”。韩希鹏说，由于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所以原颍东区交通局党组书记李少军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个体户，靠金钱开路，在短短几年间，仗着韩希鹏一人的“赏识”，就坐上颍东区交通局的“头把交椅”。对李少军这般民怨多、素质差的人被重用，颍东区许多干部心怀愤懑，但怕“得罪书记”，就都“沉默”了。

　　“用公款在节日给书记送礼金”，早就是“公开了的潜规则”。在定远县，许多乡镇书记、镇长“结伴”在节日给陈兆丰送礼金，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元，成了“惯例”。在颍上县，张华琪不仅“过节”、“生病”甚至连“家中失火”，都成了下属蜂拥送钱的借口，而绝大多数礼金最终都是采用虚开招待费发票、材料复印费等报销的，给孱弱的乡镇财政平添负担。韩希鹏曾表示“节日是不出门的”。定远县许多干部对这种“制度了的腐败”、“蚁穴化的腐败”非常反感，认为“因为参与的干部人数太多，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沉默着”。

　　“买官要走曲线，尤其要走夫人路线”，也是这些县区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张华琪、徐保庭、陈兆丰等都是与妻子一道共谋、共贪的，他们试图通过“敛钱唱双簧”、相互推诿来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张华琪妻子姚舒玲还伪造大量所谓“做自行车生意的账本”，企图掩盖受贿的巨款来源。颍上县一些干部说，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基层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对县委书记的监督，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难题，这里面有县委书记个人的道德修养、党性强不强的问题，也有着监督制度的缺陷问题。如果承担着监督重责的“同级”和“下级”多数人面对贪官、选择“沉默”的话，后果将是严重的。

　　“沉默”付出沉重代价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多数干部的沉默”，事实上不仅纵容了贪官、助长了“邪气”，而且大大损害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毁坏了地方形象、滞后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李兴民刚任原县级亳州市委书记之始，就从捉襟见肘的财政中耗资百万搞“大阅兵式”，全市1万多名干警和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置装、演练三日、肃立街头，等待他的“检阅”。这种荒唐透顶的事全市上上下下竟无人提出批评。为迎接全省小城镇建设现场会的召开，原阜南县委书记殷光立费尽心机：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严令县内所有单位和各乡镇自筹资金在三塔、田集两镇统一建设商用房和“小康村”，无条件执行。高压之下，穷得连工资都拖欠10个月的许多乡镇不得不借债完成这种“荒唐命令”，结果房屋以“大跃进”的速度建成后，因质量太差，虽售价低廉却卖不出去，有的被占用了耕地的农户强占居住，有的多年空置、残破不堪，而建房单位至今仍欠着巨额债务。何开荫说：“无人批评，是一些贪官胡乱决策的重要原因。原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和所辖县多个县委书记的决策水平低下，至少使阜阳经济滞后发展5年以上。”

　　《瞭望新闻周刊》走访的颍上县、定远县、涡阳县的许多农民气愤地说：“做官的”有两种“装糊涂”现象，下面对上面贪财受贿“装糊涂”、领导对下属弄虚作假“装糊涂”，到马路上走一走，一些主干公路边大建“小康墙”装点门面，朝路的一面气派光鲜、遮住了墙后破败寒酸的农舍，只要伸个头就能发现的“秘密”，领导会看不见？故意沉默罢了。现在这种官场风气如何让老百姓信得过？许多基层干部也坦承，现在基本上没有批评声了，少有领导对下属的批评，更罕有下级对上级的批评。

　　阜阳市纪委的专家认为，采取措施加强对县委书记的监督，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强化监督首先必须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这本来就是党的优良传统，现在亟待“恢复”与发扬。必须让“沉默的大多数干部”开口说话，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在党内建立和充分发扬民主，以克服封建家长制作风和事事“一把手”说了算的倾向。只有“批评声”高涨了，决策才能更趋科学。

　　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容易滋生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记者采访的许多干部群众呼吁，采取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这些措施包括：

　　一是真正确立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县内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党代会充分讨论通过，县委常委会履行党代会决策的职能，定期向党代会作工作报告。明确“党代会”是决策机构、“书记会”是议事机构、“常委会”是执行机构的各自职能。“党代会”通过合法程序有罢免县委书记的权力。

　　二是尽快实施“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有权质询县委书记对党代会决策的执行情况、县委必须负责地对每一个党代表的质询作出答复。同时要扩大党代表产生的民主基础，重视“党内民意”和党外群众的普遍意愿。

　　三是在县委常委会内部，要切实规范“一把手”权力使用过程，以“票决制”来决定领导干部任用制度，使“家长制”、“一言堂”失去存在的依托，防止“一把手”个人决定代替集体决定。

　　四是要扩大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畅通人民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普通党员有竞选“党代表”的权利，“党代表”不仅对党员、也应对普通群众负责。

　　五是积极发挥人大和人民政协的监督权力，正确行使人大对不称职政府官员的罢免权，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作用，包括对重要领导干部任用，重要项目的确立等建议权。

　　六是尽快在县一级建立“巡视制度”，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主要是对县委书记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工作圈，还要将监督扩大到领导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及时把不称职的“一把手”从重要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就监督到哪里，对于因监督不力而造成重大失误的，要严格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