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这是1985年北京举行的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上，胡愈之对郁达夫为国捐躯铸下的评价，也是郁峻峰在《抗战中的郁达夫》(暂命名)这本即将出版的新书的开篇之语。

　　郁峻峰——郁达夫的孙子，摊开这本新书的初稿，对记者说，这句话对于郁达夫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不仅是对郁达夫作出的公正评说，也让所有人开始重新打量郁达夫作为抗战时期一个文化战士的战斗过程。“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专门对这一段历史作过专门的陈述。”从“九·一八”到1945年8月29日被害，一直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郁达夫的故事，让这本传记从原先设想的10万字突破到现在的18万字。“他真正秉承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作为郁氏的后裔和研究者，可以自己撰写前人，郁峻峰感到很自豪。今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郁达夫殉难60周年，郁峻峰将本书视作对抗战烈士的爷爷的纪念。

　　复杂动乱的时代，形成复杂矛盾的性格。从30年代至今，提到郁达夫不外是颓废、感伤、耽于醇酒妇人，当然，还有他与左联和左翼文学的关系、与鲁迅的友谊、他的爱国思想以及参加抗日工作等。郁峻峰觉得，其实，郁达夫的一生再复杂，也淹没不了那条始终一贯鲜明的爱国主义主线，越到晚期越执着。

　　“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郁达夫这句名言，不但在30年代初的上海曾引起风波以致被“左联”开除。“其实他反对极端地冒进，而应该讲究斗争的策略。”郁峻峰认为他给“文人”下的定义，这句话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成退缩，而应该是理解成他对“战士”一词的更高要求。“艺术家当处到像目下这样的国族危机严重的关头，是不是应丢去了本行的艺术，而去握手榴弹，执枪杆，直接和敌人死拼，才能说对得起祖国与同胞这问题。爱国两字的具体化，是否是要出于直接行动的一条路？……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在郁达夫看来，战士、作家、文人，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实践。郁达夫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及在新加坡另辟抗日战场的实践再次证明，他不但是名副其实的文人，真正的作家，也是真正的战士。只不过战士要有武器和阵地，作为文人、作家的“战士”，多半是用他的笔作武器，以办报刊为阵地“作战”的。

　　在对爷爷的抗战历程追忆中，除了以笔作枪发表抗日檄文“作战”外，郁峻峰研究发现，郁达夫在抗战实际事业上也有贡献。比如在福建时期应国民政府之请，郁达夫秘密赴日本成功劝说创造社元老、流亡在日本达十年之久的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气节应为弱者师。”在郁峻峰的书中，郁达夫的抗日爱国特意强调了他对敌友关系的气节立场。周作人是赞许郁达夫小说《沉沦》的第一人，郁达夫也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自己的地位。但是面对周作人背叛民族的汉奸丑恶面目和无耻文人的行径，他不徇私情，撰写政论给予了严厉的声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佐藤春夫曾是郁达夫的崇拜者和相交好友，甚至于他的成名作《沉沦》都含有佐藤《田原的忧郁》很深的烙印。但当佐藤春夫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并写文章恶毒影射郭沫若和自己，创作反华作品时，郁达夫立刻发表著名的杂文《日本的娼妇和文士》，展现了正气凛然的民族气节。

　　客居东南亚，郁达夫在抗日宣传工作上更为坚决。一切为了抗日，没有比战胜日本侵略更重要的了。“那时，他一人要编四五种刊物和报纸副刊，其间写了100多万字的抗战杂文、政论。”在郁峻峰眼里，在占其文学生命三分之一的晚期，郁达夫已不只是一个“作家”，而且成为不折不扣的以笔、以行动、以生命作投抢的“战士”了。参与抗战的强烈意志，紧张的工作，没有了感伤颓废的余裕，“作家”与“战士”在郁达夫的实际行动中统一起来了。

　　郁达夫是一个直到死后半个世纪才被逐渐消除误解的作家。误解产生了心理阴影，这阴影曾经留给这个家族很长的时间才得以消除。对于爷爷，郁峻峰很长一段时间只知道他是一位作家，家里人也给他定下规矩；只读理科，不念文科。然而，学习生物工程的郁峻峰最后还是从了文。“我最钦佩爷爷的是他具有传统文人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