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抬头见到启功先生于八十年代给我题写的那幅字画,就想到几年没见他了,应该去看看他老人家。
八十年代,我经常采访人大、政协以及九三学社的会议,总能见到启功先生,也常同桌用餐。只要他在桌上,这一餐饭吃得就热闹。他风趣、幽默的话语,常引得一桌人放下筷子捧腹。而他总是一如平常,安然慈祥地微笑着。我直后悔当时没有把他谐趣的话语记录下来。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他与几位朋友一起去八宝山为一位故去的友人送别。回到京西宾馆,他就在沙发上躺下了。大伙儿关心地问他怎么啦?!他说:“就当我现在去世了,你们来说‘你安息吧’,我立马站起来致答词。”他这一下,把当时沉闷的空气炸开了。
一天,我终于去看望了启功先生。只见他比过去稍瘦了一些,问起他的身体状况,他笑呵呵地说,还差一点,没有乌呼,只有鸟呼。他告诉我去年他得了一场“带状疱疹”,真叫疼呀,整整折腾了五个月,瘦了五公斤。他说:“你看,这也不用刻意减肥了吧。”说到这些,他依然是满脸笑意。他还讲起他眼睛上的黄斑已没法动手术了。他说:“唉,祖师爷不给饭吃了。”多年未见,启功老还是那么幽默风趣!这时,他的内侄媳来请先生吃饭。于是,我赶紧告辞出来。
初秋的一天,我应约再去看他老人家。那些天,他刚刚校阅完一部书稿,也刚过了八十九岁生日。他说:“我是按选举年龄计算的。”我曾见报载,启功先生5月2日在“国图”讲清史时,大伙儿听了他幽默通俗的演讲,都舍不得离去,二百多名听众一直簇拥在他身边问长问短,他乐呵呵地向大家告别,摄影记者记录下了这一镜头。讲起此事,他又将那天所讲的内容概略地复述了一遍。他说,我着重讲了对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帝的评说,纯属私见,主题就是《清代学术问题私见》。我听了,也感到耳目一新。
启功先生有他独具的人格魅力: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在七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于世事风云有着鲜明的见解和爱憎,总是与人民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同呼吸共命运。后来他名气越来越大,仍保持他那平易谦虚之品格。为纪念他的恩师陈垣先生,他于1988年义卖书画作品,筹集资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基金”以永久纪念陈垣先生。在以后的几年间,启功先生几乎不停笔地进行创作,有时书写直到深夜。1990年,在香港举办了《启功书画义卖展》,从三百多幅作品中选出一百幅字、十幅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以此再加上他平日为社会各界所写的一百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一百六十三万元作为奖学金。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启功的名字命名时,他坚决推辞。他说:“还是以先师的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的好,目的是要后人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研事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启功先生对自己老师的敬重。正如他在《“上大学”》一文中所说的: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的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启功先生正是师承师志,一生追求学问,从不懈怠。在史学、中国古典文学、书法等等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堪称国宝级的泰斗。但他却从不喜欢自我表功,也很反感旁人对他过多的溢美之词。人称他书法家,还有其他许多头衔,他却戏谑地说:“这个‘家’,那个‘家’,我就一个家,多少年就住在这师大红楼里。”这也让人联想起启功先生常写些自嘲的打油诗,其中有一首他六十六岁时所写的《自撰墓志铭》,很有意趣: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谁读了这首打油诗,都会忍俊不禁,这也足见其为人风格之一斑了。
我起身告辞时,他将一摞书递给了我:“还有几本你想要的,现在手头没有了,以后再说。”我当然再三道谢。他指着《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一书说:“这里的文章我都不敢瞧”,他见我一愣,接下又说:“把我吹的呀!———”他乐了,我也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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