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中国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当日，交行股票以2.825港元报收，比2.5港元的招股价上升了13%；成交共有51.58亿港元，位列当日成交金额榜首。作为国内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由董事长蒋超良和行长张建国率领的交行后发先至，成为第一家成功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国有商业银行。

　　本来，这个“第一”的位置可能是属于建行、属于张恩照的。

　　对于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中国建设银行来说，他们现在不仅要为上市做各项常规的准备，还必须应对前董事长张恩照正在美国被起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建行一再解释这是张恩照的个人行为，但区区一百万美元的咨询费，毁掉了张恩照的职业生涯，严重影响了建设银行的声誉，拖累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交易。

　　而从王雪冰到刘金宝、余振东，中国银行在上市过程中频频爆发的金融大案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这些随着国有银行上市步伐加快暴露出的金融大案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各银行及其分支银行的行长有关。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问题行长”就像是银行上市路上一路踩响的地雷，它炸响的频率与银行冲刺上市的速度几乎成正比。

　　出问题的行长已经成为每一位国有商业银行当家人的难言之痛——有时他们自己也身陷其中。

　　从道德上指责是最容易也是最无意义的，我们试图从中国银行行长的变迁中找出他们行为的因果逻辑。

　　2004年8月，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接近终局的时刻，按中国银行的股改方案，中行宣布新设董事长一职，由原行长肖纲担任；行长一职由原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调任；

　　稍后，建设银行进行了类似改革，原行长张恩照改任董事长，行长由常振明担任。

　　而在此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从来没有董事长一职，也就是说，在资产上万亿，掌握国家金融命脉的四大行中，从来没有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出现，而仅仅由党委领导下的“一把手”来做决策。对于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传统，但面对日益市场化的实体经济的需求与诱惑，面对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挑战，这一切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中行和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党委和董事会的职责问题很快引起了“洋董事”们极大的疑虑和质询。据说，有一位英国银行家坚决要求参加中国银行的党委会议，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银行中是党委而不是董事会决定重大事项。当中方以“您不是党员”为由婉拒时，他甚至认真地提出：可不可以找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代表我参加？

　　若干年后，人们或许会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传诵，但现在它却非常真实地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转轨过程中的错乱与迷惘。

　　这样的错乱与迷惘，集中在一个个负责经营决策的行长们身上，就成了很多罪与罚的根源。

　　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现任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他的关于金融腐败的研究中描绘了一种金融改革中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

　　腐败行长正是这一利益集团中的典型。根据谢平在2003年的调查，在3561份问卷中，调查主体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隐性收入占总收入的20%-60%，全国平均为28%，特别是金融机构负责人隐性收入接近50%，信贷人员则超过30%。其中监管当局负责人的隐性收入最高，其次是部门负责人和一般经办人员。因为金融腐败，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与贷款利率上限相加，实际利率在15%-16%之间，与民间信贷市场相近。

　　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以2700亿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但并未能阻止资本金再次从安全线内滑落。而此次国务院拿出450亿元的外汇储备，只不过解决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银行的资本金问题。以上市促改革，花钱买制度，能不能解决中国银行业的行长之痛？

　　当银行不完全是企业时，很难要求行长是一个银行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一代“银行家”，有相当一批人在不正常的状态下迅速地陨落了。中国银行业中的“行长之痛”，源于制度缺陷和人性弱点的相互作用，它的破解之道也必将取决于银行业整体治理水平的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