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长日子难过了

　　最新的裁员传言，来自于正紧锣密鼓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中国银行。

　　据悉，目前中行拥有23万员工，按照中行发展需要，预计未来的员工规模定在15万至16万。

　　《时代人物周报》从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的口中得知，在中行人力资源改革风暴中，全系统已有20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其中包括了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免职等不同处分，其中免职的人数比较多。

　　同时，王兆文坦承：“中行是要裁员，而不是大规模裁员。”王兆文重申中行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中坚持的“三不政策”：不搞大规模裁员，不搞强迫“提前退休”，不搞买断工龄。而是通过双向选择、竞聘上岗等方式为广大员工的职业生涯提供多种选择，与之相配套的薪酬改革方案还在研究之中。

　　去银行工作，仅仅在十年以前还是一个削尖脑袋都不一定能办到的事情，然而从1997年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的银行业改革，银行再也不是一个铁饭碗，裁员中甚至一些分支机构的行长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

　　伴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由于金融腐败案件高发而引发的“问责风暴”，那些风光一时的分行行长、支行行长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无奈下课

　　第一个“倒霉”行长出在1996年5月17日，刚设立一年的中国银行江西省星子县支行被开刀撤销，现在已经没法查到那位行长的下落。

　　随后，199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发(1997)19号文件对国有银行改革作了总体部署，国办发(1998)120号文明确要求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0年前要撤并10%的县支行。四大行由此开始酝酿各自的“减肥计划”。

　　一九九八年是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年”。

　　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撤销人民银行三十一个省级分行，成立九个跨省、市、区分行，在不设分行的省会城市设立金融监管办事处，撤销在同一城市重复设置的分支机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有二十二个曾位高权重的行长无奈下课。

　　四大国有银行在1998年的总人数是168万，从1998到2002年，四大银行精简机构约4.5万个(其中县支行约1800个)，净减少人员约25万人，裁掉14.8%。单从人数上而言，相当于四年时间裁掉了8个汇丰银行。

　　但是据有关专家测算，这个比例还远远不够。

　　“国企的所有问题，银行系统都有，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机构臃肿就是其中之一。”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认为，撤并机构、削减冗员应该是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工商银行遍布全国有2.8万个网点、42万员工；建设银行有2.4万个网点、31万员工；机构最少的中国银行也有近1.3万个网点和23万员工；而规模最庞大的农业银行有5万多个网点，员工总数则达到50万以上。四大银行共有员工近150万。“比照国际同行，这样的资产规模仅需员工30万人。”秦池江说，花旗银行一年盈利100多亿美元，盈利水准比国有银行高出20倍，但它的员工却不足4万。

　　“目前2／3以上的基层金融机构处于亏损状态。”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说，这才是银行系统大量撤销基层金融机构的直接理由。

　　一位现在就职于某财务公司的前工商银行某支行行长告诉《时代人物周报》：“早些年，存款企业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请银行员工吃饭，好像根深蒂固的：银行是老大。后来银行转为服务行业，企业也明白了，觉得自己是上帝。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各银行的分理处库房看看，堆着一大堆东西，那是给存款大户送的。”

　　问责风暴

　　2003年国家以450亿美元注资中、建两行，国有银行的“股改”工作开始加速。随之，国有银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严重。

　　其间，一批“问题”支行行长被撤职查办，并引发了关于银行高管“问责”的大讨论。2005年年初，原建行“掌门人”张恩照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规”，使得“问责制”的推出变得更加急迫。

　　继任者郭树清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用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制”。

　　5月23日，郭树清亲自签发了《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实行领导人员失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制度。

　　5月22日，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被总行紧急召往北京，当日就有消息传出“孙将被问责”。随后，他就向总行提交了辞职报告。

　　5月26日，建行总行宣布，接受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辞职，这一变动，被普遍看成是建设银行系统刮起“问责风暴”的结果。

　　据透露，除了原湖南建行行长孙建成引咎辞职外，建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梁富成也提出辞职。据新华社报道，《规定》执行至今，建行已有4个一级分行行长被处理。

　　“孙行长任职期内发案的总金额虽不是很大，但属于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这种情形，触犯了该规定的第一条。”建行湖南省分行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据称，同时被问责的建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梁富成则是第二种情形，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

　　据媒体报道，此前建行吉林省分行发生了总额近4亿元的两起大案，而其主管领导———吉林省分行副行长兼营业部总经理杨森被撤职。

　　建行“下课”的四位省分行行长及一位副行长所辖的地区都系案件多发区，2004年建行75%的大案要案都发生在这5个分行，占全行案件总数的41%，占所有涉案金额的91%。

　　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告诉《时代人物周报》，中国银行基层机构负责人今后每年都有机会被安排强制休假5至10个工作日。休假期间，由代职人代行管理职责，并对代职机构的内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为保证随机性和突然性，提高实施效果，代职安排不预先通知基层机构负责人及所在机构。中行每年安排基层机构负责人强制休假的比例，一般不少于经营性分支机构总数的50%。

　　同时，中行还要实行“五连坐”的问责，除了当事人外，还要向执行者、管理者、前任、检查者、用人者问责。

　　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拿分行行长“开刀”绝非偶然，分行行长的权力过大，从总行来讲对其没有一种良好的约束机制。近十年来，对总行行长、支行行长的“问责制”已经有了一些成效，而相反分行行长却成为一个“空档”。归根到底，国有银行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本质上还在于其领导者权力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不对称，在分行行长这一环节上尤其如此。

　　没了级别

　　有人说，国有银行的各项改革滞后，且近年来大案频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缘于国有银行“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其总行行长、分行行长、支行行长都分别与一定的行政级别相对应。即使是出了事或者所在单位被裁撤，这些级别也大多会保留。

　　然而现在，这个“保障”也将很快没有了。

　　根据《时代人物周报》了解，国家确定的股改方案中，四大商业银行将取消像科长、处长这一类具有行政头衔的职务。

　　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对此极为赞赏，他告诉《时代人物周报》：“银行就应该是一个企业，四大商业银行每个行长都是副部级。我觉得不仅是科长、处长，连行长的行政级别都应该取消，这样才能作为一个银行家去经营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巴曙松博士则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国家花那么多钱就是应该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和清晰的企业化的人事制度。取消处长、科长的称呼只是一个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