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义勇队的另一位灵魂人物是一位杭州人，当时活跃在金华的爱国女青年严秀峰。她与李友邦认识、相爱、最后结为夫妇。

　　今天，85岁的严秀峰仍在为促进两岸统一，共创祖国繁荣而鼓与呼。17岁的“花木兰”

　　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时，严秀峰是杭州一位17岁的小姑娘。眼见家园沦陷，严秀峰燃起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决定投入抗战的队伍。

　　严秀峰后来回忆这个决定一生的时刻时写道：“一个为父母深深钟爱的独生女，怎忍心舍得投向危险的战争中呢？欲说服父母，挣脱旧社会、旧礼教、旧道德的重重伦理规范，达到参战报国的意愿，殊非易事。但沸腾的热血、激昂的情绪，促使我鼓起最大的勇气面对父亲，告诉他老人家说‘我虽是女孩，小时候您曾经对我讲过花木兰从军的故事，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女儿效法花木兰吗？’……”

　　拒绝是意料中事，但严秀峰并不因此气馁，一次又一次地，继续不断向父亲恳求、沟通、论理甚至激辩。经过足足5个月锲而不舍的恳求、争取，一天，严秀峰的父亲终于点头答应了。参加东洲沙保卫战

　　随后，严秀峰参加了1939年3月21日发生在富阳的东洲沙保卫战。东洲沙位于富阳县城东郊，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大沙岛。富阳县城沦陷后，这里与日军驻地仅一水之隔，成为浙江抗战的最前哨。日军策划进攻东洲沙，企图渡过富春江，攻占萧山、绍兴、诸暨，甚至金华，策应他们对南昌的进攻。经反复争夺，中国军民于23日收复失地。这是抗日战争前期富春江上最激烈的一战，毙伤日军50多人。爱情的力量

　　1939年初夏，严秀峰所在部队奉命调至金华。就在此时，严秀峰在偶然间认识了李友邦。

　　李友邦的儒将风范和传奇出身显然吸引了这位才19岁的“花木兰”。根据当时采访过李友邦的老记者赵家欣回忆，“他(李友邦)是个年过而立的青壮年，身材壮实，精力充沛，谈吐文雅，平易近人，军人与知识分子的气质兼而有之。”

　　原先严秀峰是“抗战不胜利我不结婚”，李友邦是“台湾不光复我不结婚”。然而爱情的力量改变了他们，李友邦对他钟爱的杭州姑娘说：“我参加抗战，你也参加，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不是力量更大吗？”1941年5月10日，李友邦和严秀峰在浙江衢州结婚，共同经历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坐牢15年

　　抗战胜利后，严秀峰和李友邦来到台湾。1950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参加中共组织”的罪名，逮捕了严秀峰，并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51年11月李友邦也被台湾当局监禁，次年4月被杀害于台北，年仅47岁。李家一女四子，长女才满10岁，最小的不足3岁。

　　1965年严秀峰出狱，这位知识女性靠养鸡鸭替人织毛衣抚养子女。直到1973年，严秀峰创办世界翻译社，儿女相继成人，家庭经济条件才有了好转。为义勇队“正名”

　　1982年开始，严秀峰相继在杂志上发表《抗战时期的台湾义勇总队》等文章，为李友邦和义勇队员再一次“正名”。

　　值得严秀峰欣慰的是，祖国人民没有忘记李友邦。1995年，北京隆重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当年抗日将士云集现场，严秀峰和部分台湾义勇队老队员也应邀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