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知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但殊不知，在英国逐渐从中国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国际先驱导报驻山西记者原碧霞报道周山仁这次来到了一个方言不太好懂的偏僻地方。
他从山西省大同出发，坐车三个多小时到达大同市天镇县。大同位于山西的最北边，而天镇又在大同的最北边，这里是从河北进入山西的必经之路。天镇以北二三十里有座山叫盘山，是山西的天然屏障，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日军进入山西，阎锡山在盘山修了国防工程，如今这里依然能看见大大小小的被用作机枪阵地、迫击炮阵地的山洞。
周山仁来到这里是为了了解当地在抗日战争时期种植鸦片的事情。这位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最近接受了《山西抗战口述史》的研究任务。这部由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研究项目试图把1500位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老干部、普通百姓的故事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
周山仁选中了天镇县大屯的老干部李福生作为采访对象。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李福生依然记得：从天镇县到阳高县漫山遍野都是花，大凡是比较好一点的土地都是红红白白的罂粟花。
天镇的土地大都是坡地，只有少量的水浇地，而这些水浇地在当时几乎全被用来种植“大烟”。1908年清政府在全国施行禁烟运动，这个运动在山西做的最好，当时还是全国“模范省”，在日军入侵前，山西已经没有人种鸦片了。日军进入山西后，当地政权“中空”，加之其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开始鼓励、默许老百姓种植鸦片。
“日本人来了8年，我们就种了8年大烟，”李福生说；另一位浮沱店村村民吴宪银记得，日本人来的第二年就开始少量种植鸦片，“到第三年就大了”。
老百姓知道种鸦片不好，也知道吸鸦片不好，但是当时种一亩鸦片相当于种10亩、20亩玉米、谷子的收入。
为了加强对鸦片的价格垄断，日本对鸦片实行专卖，并有专门收购鸦片的机构。
李福生记得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种植鸦片并不征收费用，只收大烟。李高是当时李福生所种鸦片的收购者，李福生回忆说当时李高雇200多人割大烟，一担就有一百来斤。
不过种植鸦片并未给当地人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变，
吴宪银当时每天的伙食情况就是三餐黑豆。很多人开始吸食大烟。
“日本人只收一部分，剩下的由自己卖自己吃，”李福生说。当地吸食大烟的大概有1／5到1／4。
吴宪银说，“种烟就抽烟，我当时就抽烟，好像自己就是坏人。”那时还是不到20岁的小姑娘，如今已经80岁的侯大女老太太在旁边插话：“我那烟吃得好呢！”
当地人告诉周山仁，那时候倾家荡产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些中农、富农的地主家庭
。除此之外，种植鸦片的另一个害处就是破坏土地。直到今天，天镇因为土地贫瘠，庄稼很难种，因此，依靠大同丰富的煤炭资源，跑运输成为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李福生清楚记得，虽然日本人鼓励种植鸦片，但“人家不吃大烟”。据说是怕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当年，日军在天镇曾经杀了2000多老百姓，提起往事，吴宪银禁不住哭起来。
据近日公开的研究显示，山西省是日军侵华时期整个华北受烟毒之害最严重的省份，吸毒人数超过20万，约占整个华北吸毒人数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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