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冤魂的躯体，排起来有600里长！
30万生灵的鲜血，泼出去有1200吨重！
在大屠杀之后，卢旺达政府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当人们被问到愿意记住还是忘却，他们回答说：“为了防止再度发生，我们必须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忘掉与之相联的感觉、情绪，只有忘记我们才能够向前走。”
68年了，南京公元1937，那场屠杀中幸存的人们已经所剩无几。但屠杀,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
今日南京，在当年日军屠城埋尸的江东门“万人坑”遗址上，兴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年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海内外参观者1113万多人次，其中外国观众101万人次。
步入纪念馆大门，眼前残破的城墙、断裂的军刀、受难者不屈的头颅，仿佛都在诉说，上世纪30年代古城墙下举世震惊的人间惨案。“30万呐，”纪念馆内一位老者说，“30万冤魂的躯体，排起来有600里长！30万生灵的鲜血，泼出去有1200吨重！”
在遇难者遗骨陈列室里，一株悼念亡者的松树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各地参观者的留言：“勿忘国耻，发奋学习”；“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我们要反思”……
南京大屠杀资深研究学者孙宅巍在反思，这种反思是痛苦的。6月的南京，他在寓室中为新书《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作最后的校正。即使是内容和文字已经烂熟于心，看到悲惨处，还是忍不住流下热泪。尤其在今天，一代代的日本内阁大臣仍然前往靖国神社为战犯招魂，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在叫喧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在咀嚼此类新闻带来的复杂情感同时，我们的愤怒化作一个又一个大大的问号——
大屠杀为什么选择南京？
作为大屠杀的见证人和幸存者，林长生著书说，日本最高军事当局选择南京下毒手，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和灭亡中国的需要。并不单单意味着一次性的大屠杀的暴行，而是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明确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条件”，甘做日本的“顺民”，就得继续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后来的“三光作战”便体现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南京模式”在侵华战争中的继续。
在攻陷南京前，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24小时内开城门投降，说什么“南京势必难免战祸，而千载之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之经营，亦将全成为泡影”，此话被看作南京大屠杀宣言书的写照。
所以日本人所到之处，“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这在德国西门子驻中国代表拉贝先生的日记中，被形象地描述为：“紫金山烧着的时候，南京就要沦陷了”。
日本军何以如此残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长期以来，局限于“就暴行论暴行”，而没有从更深一层次去追问：当时的日本军队何以如此残忍？施暴者的心态，应该成为所有大屠杀研究者关注的方向。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此有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大屠杀不是所谓的天生的罪犯、虐待狂、神经病或社会异端等道德缺陷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为什么那些温文尔雅的人一旦穿上军装就会变得野蛮，而脱下军装之后就与野蛮无缘？这是因为现代性泯灭了人性，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才有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明治维新将日本带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轨道。这个轨道所蕴含的理性实证精神、技术至上性以及社会管理的官僚制度和西方一脉相承。而日本，恰恰就是纳粹德国在东方的翻版。
中国人是在等待被杀吗？
在阅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和走访日军暴行遗址时，面对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这座城市的军人放下了武器，男人们似乎选择了近乎麻木的沉默。难道中国军民从来都没有反抗过吗？问题抛向了幸存者、学者和南京的普通市民。
“不是的。”学者孙宅巍觉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南京大屠杀固然是中国人的屈辱，但人们并不是一直都跪在地上的。“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往的宣传和史料，只强调了被屠杀的一面，而没有强调反抗的一面。
在草鞋峡大屠杀中，5万多中国人被日军杀害，冲在最前面的是年轻人。他们与日本兵撕打，据最新的史料记载，在赤手空拳与荷枪实弹的搏斗中，日本兵死亡一人，受伤两人。
幸存者伍正禧说：“不是不反抗，而是有很多反抗。”即使在所谓的安全区内，日军始终在小心翼翼的防范中国人可能的反抗。但是这两方力量的对比实在悬殊，任何形式的反抗带来得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疯狂的屠杀。
如今，时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言被掘见天日，时有受难老迈的国人因战争向日本索赔。对那一段沉重的历史，饱受劫难的南京人民，思考最为深重——一个曾经弱小的国家，就像日本，它富强了，该以什么样的目光打量世界，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人类，这也许是抗日战争留给我们最有现实价值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