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逊帝溥仪离开故宫，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其撰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车队向北疾驰，经过景山，穿过出皇城的一个旁门。一向不许平民百姓通过的后门中门此时也不让皇帝的车子通过，这对他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显然是要毫不迟疑地告诫‘溥仪先生’，他同他的同胞公民没有任何区别。”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第一次向公民开放。

　　到如今，开放80年来，故宫记载了从皇权当道到公权彰显的过程中，这个社会所经历的焦灼、阵痛，以及茅塞顿开。

　　仅仅开放还很不够

　　要建立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北京故宫的观众意识和服务意识都有待提高

　　“故宫是朝南的一个大院子，就好比我们南方的很多堂屋，而天安门广场特别适合晒豆子。”来自巴蜀农村的作家赵郭明，如此描述自己对故宫的朴素感觉。

　　中国人的精神期待

　　在赵郭明看来，北京故宫是所有中国人的家，每个人都可以赋予这个家各自不同的意象。在他的圈子里，流行着一个故事：有几个外省诗人来到北京，在景山亭子里喝了酒，看着故宫的落日，童心大发，嚷嚷着“故宫就是自己的家，不过是院子大点而已”。后来，几个人路过故宫修缮的工地，顺手一人拣了一片瓦，揣在厚厚的冬装里。出了大门，上了电车还惴惴不安地东张西望。他们的心思很简单：把故宫的瓦片带给农民老父亲摸一摸。

　　“故宫是中国底层人的精神期待。”赵郭明说。

　　赵郭明曾经亲眼看到，一个来自新疆库车的少数民族大爷，家族先人平定西域有功，受过皇封，听说故宫有祖宗的像，就不远千里赶来。可是看遍了故宫也没有找到，寒风中老人走得哆哆嗦嗦，淌了一脸泪。

　　虽然没有皇帝了，但故宫的余威犹在。一次，赵郭明遇见一位包着白羊肚头巾的老农，出于好奇，便想和他坐在故宫前合张影，老农立刻怒斥他，“也不看看这是谁坐过的地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宋向光说，很多农民走出农村，第一次来到北京，一要看毛主席曾经挥过手的地方，再就是看皇上坐龙廷的地方。对许多人而言，去了故宫才算圆了自己的北京梦。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认为，北京故宫承载了教育国民牢记中国历史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故宫不应仅是故宫

　　故宫可能是每个在北京工作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要招待到京造访的亲朋好友。“一年要去好几次，都是走马观花，很无聊，你只能够盯着橱窗往里面瞅，都不知道看什么。”北京的青年学者舒建军告诉本刊。

　　舒建军已经不满意自己看到的那些老景点了，他希望故宫能够展现出更多的文化信息。

　　去年11月，舒建军借到台湾交流之际，顺路参观了台北故宫，这种感受就更加明显，“不是看完就完了，而是能够从里面感受到文化服务的内涵，而这个服务不是仅仅让你自己去看玻璃窗里的东西。”舒建军直言，在为平民服务方面，北京的故宫作为太小，还没有发挥出公共展示的教化功能。他认为在北京故宫看到的是建筑，而在台北故宫看到的是服务。(参见后文《台北故宫，美在善解人心》)

　　曾任哈佛商学院教授，现执教于北京大学的道格拉斯·库柏长时间生活在北京，他1983年就去过故宫，在那里坐了四个小时，被深深折服，“墙是故宫才有的墙，那么厚，那么宽，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如今，道格拉斯知道“十一”和“五一”是糟糕的游览日子，而且总是碰上故宫修缮，“他们在搞大破坏？”道格拉斯很疑惑，但没有人给他更多的解释。

　　外地来京看女儿的杜老太太仰慕故宫情切，虽然家人劝阻，她还是在五一黄金周的第一天逛了故宫。个头矮小的她几乎是从入口被一直挤到了出口，除了无穷多的后脑勺，老太太几乎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只是赶紧在汹涌的人流中和大殿留了一个影。这一天，据说有近10万人游故宫。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宋向光认为，故宫应该照顾边缘化人群，比如社会底层人群，残障人群等，文化消费与服务经济要跟上，不光是让人们到此一游，立此存照。而且由于目前的门票价格之高，对于来自许多小地方的人来说，故宫仍然难以企及。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故宫正在日益进步和改善。继向全国中小学生推出集体参观免票服务后，故宫博物院还免费接待艾滋孤儿夏令营营员，并招聘志愿工作者补充服务。

　　故宫在岁月里逐渐老了。有游客在故宫游记里，痛心地记载着：“地砖被踩得坑坑洼洼，排水的龙头大都有损伤，大部分铜缸被摸得金黄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