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学者的调查表明，日本战时对华医学犯罪并非仅限于军中，日本的医科大学同样难逃罪责

　　7月23日，在日本民间组织的一次集会上，福岛医科大学讲师末永惠子女士做了题为《战时医学的实态——前满洲医科大学的研究》的报告，试图揭开日本在战争时期进行医学犯罪的冰山一角。

　　调查历时一年

　　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1911年在奉天(现沈阳)建立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升格为大学，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告终。关于研究满洲医科大学的契机，末永惠子对本报记者表示，她去年4月去哈尔滨参观731部队遗址，深受触动，但她认识到，日本的战时医学犯罪并非仅限于731部队，而应该以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审视，于是开始重点研究原满洲医科大学的医学犯罪。

　　末永惠子利用1年多时间，搜集了中国和日本的各种资料，包括证人的证言等等，并且亲自检视了当时遗留下来的标本。在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中，她详细介绍了日本战时医学积极参与殖民地政策，利用军事侵略进行医学研究，并且与日本军队和司法机构合作，进行医学犯罪的事实。

　　末永惠子收集的资料为我们了解满洲医科大学的医学犯罪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证据。

　　满洲医大人体标本内幕

　　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拥有丰富的人体标本，据资料显示，仅理科生理卫生课程使用的阶梯教室里，每个座位都有一个头盖骨和脊椎骨，而且都是真正的人骨。单是解剖学教室就保存着50个中国成年男子的喉头。即使在战后，一些研究人员也根据殖民地期间得到的材料获得了“斐然”成绩。例如，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成甫、教授藤田恒太郎以及横滨医科大学教授胜又正共著的《人体显微解剖图说》中，消化系统的附图都是满洲医科大学的标本。

　　那么，满洲医科大学的人体标本是怎么收集的呢？据末永惠子介绍，最初是盗墓收集。当时，由于没有骨科教材，4个日本学生和1个中国学生编成一组，在零下五六十度的夜里去挖掘墓穴。此外，满铁还运来不少冻死的尸体，据末永惠子搜集到的日本人所著《殖民地生长的少男少女》一书中指出：“由于日本对满洲的侵略，中国人民被剥夺大陆土地，离开祖先的坟茔，并且又不少农民饿死，因此到野外收集人骨病不困难。”另据中国证人在战后揭发，当时学生实习用的尸体还由奉天监狱运来。从1943年到1945年，共运来了200到300具尸体。分析人士指出，监狱应满洲医科大学的要求将中国人的尸体作为解剖材料送给满洲医科大学，是对中国人民的反人道罪行。

　　根据末永惠子提供的1936年7月27日至9月10日的满洲医科大学的解剖通知书来看，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剖了25具人体，多数都是壮年。根据档案上的标记，死者的出身地大多数是东北地区，但是也有来自山东、河北的人，其中一些病症，例如肋膜炎、肌肉风湿、胃肠粘膜炎症等，似乎并非致命疾病，加之死者多数青壮年，似乎不会导致患者立即死亡。

　　此外，日本人还进行了残酷的活体解剖。根据末永惠子搜集到的中国证人的证词，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日本人在医院进行了5次极为残忍的活体解剖，被害者约为25人，都是30岁至40岁的男性。他们都是夜间被日本的宪兵队护送到学校，在夜里进行了解剖。在解剖室周围，由日本宪兵严密警卫，禁止中国人入内。据中国证人介绍，他们在第二天进入打扫的时候，发现被害者头部被锯开，大脑被摘除，背部中央也被锯开很深的沟，脊髓被取出，胸腔也被打开，心脏、肝脏、脾脏、肺、肾脏、肠都被作为研究材料而切除了一部分，两眼也被挖出，全身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

　　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还利用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研究。例如热河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是日中医学界注目的话题，但是并没有轻易调查的机会。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满洲医科大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趁着“皇军”的热河作战，一些教授得到军队的援助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病理学教授久保久雄在1934年刊登在《东京医事新志》上的《两小时解剖12人——匪徒(指抗日人士——编注)的末路》一文中，交代了利用日军扫荡时杀害的所谓“匪徒”进行解剖的事实。当时的一些教授还与731部队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微生物学教授北野正次后来调任731部队长。

　　末永惠子的动机

　　从当时研究人员的研究记录中，可以看出对中国人的蔑视和作为日本人的优越感。如“大骨节病是文化低的部落民发生的野蛮病，因此，在拥有高度文化的日本人中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阻碍日本人在大陆发展。”末永惠子指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是对中国人的医学犯罪的一个因素，但是并不是必要条件。

　　报告结束以后，听众纷纷对末永惠子在当前“逆风”的情况下勇于揭露日本的战时罪行表示钦佩。末永惠子的研究可以证明，战时的满洲医科大学积极参与了利用军事侵略进行医学犯罪的活动，而这也许只是日本当时的医学犯罪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