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婚姻的沉重负担、令人担忧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些字眼与同性恋的联系日益紧密，而3000万这个庞大数据更表明同性恋群体已成为我国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彻底改善同性恋面临的困境”是专家和同性恋者的共同看法。

　　生存艰难的3000万同性恋者

　　同性恋是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从犯罪、绞刑架处死，到性变态，再到欧美一些国家认同的正常现象等，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这比美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此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

　　长期致力于同性恋问题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说，在生物学的概念上，不分国家、种族、文化和贫富的差距，同性恋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2%～5%。

　　据他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当然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会转为异性恋。

　　近年来，我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处境依然很艰难，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

　　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同性恋者，大多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

　　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受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独”，63%的人感到“相当压抑”。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一位同性恋者对《环球》杂志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也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太难了……”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昆明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负责人段勇说，大中城市的同性恋者尚且如此，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同性恋者，则在贫困和屈辱中挣扎，处境更为悲惨。

　　正是因为歧视同性恋，导致了很多社会不稳定行为的发生。张北川通过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男同性恋者由于被歧视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环境，3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动遭遇伤害，21.3%遭遇过异性爱者伤害，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侮辱、殴打和敲诈等。

　　“只有在一个群体普遍被严重排斥时，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相互间的伤害行为，而并非该人群普遍存在人格问题的结果。”张北川说。

　　棘手的社会问题

　　由于生存的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得本应单独使用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两个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合二为一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美国一位男性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男同性恋者已成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已是尽人皆知。

　　我国同性伴侣的关系由于一直处于地下隐蔽状态，得不到与异性恋者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约束，他们的伴侣关系易碎而短暂，这就导致了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伴侣，增加了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机率。

　　一名致力于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性恋者说，“多性伴侣”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各种巨大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相对稳定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与普通人群一样，和所爱的人共筑‘爱巢’，频繁更换性伴侣也就成为圈子里死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80%以上的同性恋者被迫选择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间接地剌中了同性恋者的要害。

　　张北川认为，目前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因为他们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在3000万同性恋者当中，至少8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说至少2400万同性恋者要建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