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最新报告，作为一个基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主管医政的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他觉得该结论有失偏颇。“我认为应该用‘未达到预期目标’更为公平和中肯”。同时他表示，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大病患者拖垮一个家庭，甚至拖垮亲友的例子，并不罕见。“这种现实状态，就很难体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河南省人大代表王志余建议，我国是否可实行全民医保。

　　报告结论有失偏颇

　　“我认为应该用‘未达到预期目标’更为公平和中肯。”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对《郑州晚报》记者如是说，他觉得此次报告结论有失偏颇。

　　“我不赞成改革是不成功的说法，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医改是不彻底的。”河南省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周正认为在，国家一定要在建立全民公费医疗的公立医院之外，让私营医院应该遍地开花，只有市场竞争才能优胜劣汰的道理颠扑不灭。“改革了这么多年，我们郑州市公立医院哪一所是真正的全部走市场经济路子的，哪一所是真正的能让大多数人花很少钱就可以看病的公立医院，都没有。”

　　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说，在医疗改革之初，国家定想“通过改革，使患者以最低廉的价格享受最优质的服务”。目标的本身意向是好的，但这一目标却与市场经济时代的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着矛盾，因而不可能完全达到目的。此外，通过多年的医改，老百姓并非没有受惠——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病人选择医生、医院的软硬件等各个层次都在逐渐缩小着与国外的差距，这个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基层医疗服务的力量也在不断加强，遍布城市社区的医疗服务站，和农村正在加快建设的乡镇示范卫生院，都是为了给群众看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条件。“抛开这些不谈，就本市来说，政府对低保人群和流浪乞讨人员的就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推广，都是多年医改取得的显著成绩。”

　　背离初衷的药品集中招标制

　　河南省人大代表、郑州市三院院长王志余说，国家为了遏制大处方、拿回扣等医疗腐败问题，相应出台了药品集中招标制度。但从目前运行的状况来看，最终的结果已经远远背离的初衷。王志余认为，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正是导致药价降不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药品招标制度，在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之间人为增加了许多中间环节”，王志余说，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过程中，作为中介机构的招标公司本身就要取费，而招标公司又规定药厂不可参与投标，药品经销商参与投标，就使药品的流通白白增加了4、5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扣下一层利润，药价怎么可能真正地降下来？“

　　7月13日至15日，在国务院纠风办与9省、市纠风办和卫生厅(局)有关负责人会聚郑州召开座谈会上也明确指出，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是国家定价部门对药品出厂时的价格核定水分太大。如某制药厂生产的抗病毒类白介素冻干粉剂，出厂价仅为3.5元，而国家为其核定的零售价却为70元。武汉某制药厂生产的注射用更昔洛韦，出厂价仅为5.8元，而国家为其核定的零售价为218元。王志余说，医院临床用药是最末端的一个环节，而在研制、生产、销售这些环节，已经将药价大大提高了，一些不正之风很隐蔽。医院即使按照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顺加作价，药价仍然很高，而广大患者直接面对的是医院，所以患者认为药价虚高就是医院造成的。

　　现行医保制度的漏洞

　　许多病人之所以不能就医，除了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快之外，一是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老百姓自身积蓄薄弱有关，二是国家现行的医保制度不健全。“王教授说，目前医保的漏洞也很多，这是国家政策和监管失效的表现。比如在一个医院里有三种不同厂家出的“脑活素”针剂，只有一种是进入医保的产品。那么，如果参加了医保来用这个药，病人和医生自然使用这种进入医保的脑活素，而其他两种很可能就卖不动。因为用这个进入医保的药可以是医院、医生、病人都得到好处，而损害的便是国家的利益了。就是这个原因，很多药厂就是挤破脑袋也要进入医保产品名录里，花多少钱，送多少礼，都在所不惜。这样又导致了卫生系统甚至是政府中部分人员的腐败行为。

　　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说，目前的参保人员，都是机关事业单位和效益好的企业职工，“郑州市属于做的比较好的城市，出台了破产企业、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办法”。截止今年上半年，本市城镇职工参保人数46.97万人，而参与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的巩义、新郑的农民只有100多万。但是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纳入保障之内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大病患者拖垮一个家庭，甚至拖垮亲友的例子，并不罕见。“这种现实状态，就很难体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美国病模式带来的高价弊端

　　对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中尖锐指出的大处方、大检查问题，河南省人大代表、郑州市三院院长王志余说，这与医学模式的转变有关。医学界以前采用的是经验医学模式，凭经验来诊断和治疗，而现在奉行的是效仿美国的循证医学模式，即要把所有的证据都搜集齐全，才能作出诊断。“这是典型的美国病的体现”。原因之二，是现行法律规定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这使得医生在诊断时万分谨慎，导致了检查项目繁多。“据我所知，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司法解释”。

　　因为与患者直接接触，而且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终端机构，王志余认为，中国医疗改革发展中逐渐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最终都由医院来承担。“患者了解不到医疗改革的整个状况，对就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本能地将矛头指向医院，而医院则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承受着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指责。”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的观点则是，除了加强医院自身的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之外，国家应该参照国外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医院的功能进行清晰的定位。选择部分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平民医院“，承担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由财政全额拨款，使医院“轻装上阵”，不考虑生存发展问题，致力于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此外，尽快完善医保制度，不仅城镇职工，全民都要纳入医保，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些单靠医院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国家、省、市的财政更多倾斜到社会保险方面。

　　省人大代表全民医保的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报告得出”中国医疗改革不成功“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医药费用高昂所导致的老百姓看不起病。8月2日，谈及这个问题，河南省人大代表、郑州市三院院长王志余非常坦诚。“我是医院的当家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全院员工吃饭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医院的人员工资、设备、房屋等，全部由国家出资，不存在任何好处和回扣的问题，非常容易管理。而王志余认为，现在种种政策的互不协调，造成了医院管理上的顾虑此失彼，由此导致了医疗费用的提高。他的建议与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万鹏不谋而合，国家是否可实行全民医保。

　　周正认为，参与医保的人确实太少，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政府能不能痛下决心。实行全民医保，中国应该是没有难题的。那去年公布的全国政府部门的公车消费款为4000个亿，公费吃饭是1000个亿，这几千亿若拿来做医保的资金，是不成问题的。周正举例说，国际上整个欧盟都是公费医疗，在公立医院全民免费看病。而在私立医院则提供更高层次的诸如镶牙、美容、高档病房等。为了避免医疗资源不公，这些国家规定一个医生必须在公立医院做多少年医生之后，才可以独立行医。

　　另外，医生和医院一定要和医药分离，医生的工资应该财政拨款，不应该和任何利益有任何关系。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的健康仅仅“有8%是靠医疗保证”的观点。4%靠药，4%靠手术，其他的根本不靠医疗，而是医生的合理建议，和病人的良好心态就可以保证健康，延长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