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于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专题演讲中，记者见到了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这位资深外交官就日本政坛近来的震荡和日本今后的走向向记者阐述了他的看法。

　　记者：8月8日，日本参议院否决了小泉政府提出的邮政民营化法案。这个结果直接引发了日本政坛的地震。9月11日日本将提前大选，而小泉本人则表示，如果执政党不能在选举中获胜，他将辞去首相职务。在自民党前途未卜、小泉前途难料的情况下，日本国内政治版图将可能出现哪些变数？

　　徐敦信：邮政民营化改革这件事在小泉当首相之前就已经有了。1993年我到日本当大使的时候，当时小泉就担任邮政大臣。小泉历来主张进行这一改革，当首相后，他将这一改革当作对老百姓许下的诺言，一直在努力推动。邮政民营化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必然会引起不同意见。涉及的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日本邮政从业人员有20多万，是吃皇粮的公务员。日本邮政业务涉及的金额巨大，在全国各地是一些政治家的可靠票源。因而对民营化改革争议较大，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但对小泉来说，事关其诺言能否兑现，因此推动这一法案势在必行。

　　小泉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到明年9月届满，因此他把这次参院投票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信任投票，为此他对自民党内反对派参议员做了许多工作，威胁、利诱，使尽全身力气，结果仍未能奏效。对此次选举前景的估计，无非两种。其一，由于自民党在“分裂”状况下进行选举，内部先乱阵脚，很难能拿到半数席位。另一种可能就是小泉所期盼的，自己不惜把党搞垮了坚持改革，赢得老百姓支持。这种前景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排除。但即便如此，小泉明年任期将至，他本人已表态不会再当了，因此，他下台是早晚的事。

　　记者：当初，小泉上台，其果断、独行的政治风格是他获得选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时至今日，这种“单边主义”风格却直接导致了自民党内的分裂和诸多的非议。您认为，小泉一味坚持这种风格且愈演愈烈的原因是什么？

　　徐敦信：小泉就其能力、资历、实力、财力都不具备独揽朝纲的条件，能脱颖而出，自然有其道理。当年选举时，正是日本社会矛盾比较激烈的时候，老百姓对政党不太信任，而小泉敢说、敢为、誓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形象，赢得了不少分。而小泉本人也把老百姓对其个人的期待看得很重。但是，从小泉执政这几年的政绩来看，建树不多，对外交往乏善可陈，负面的东西不少。而且一些不顾大局、我行我素的做法，也遭到了内部的非议。因此，他能否像当年一样再次得分，很难说。

　　记者：邮政民营化法案作为小泉的国内政策支柱遭遇了这样重大的打击，而近期在“争常”问题上，日本也屡屡受挫。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小泉下一步是否会采取“外交救内政”的措施来转移国内的矛头，在诸如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制造话题？

　　徐敦信：我认为，目前日本国内最大的关注点在9月的选举。小泉会不会利用其他一些问题来制造话题？不是不可能，但他已经没有多少本钱了。应该说，日本在“争常”问题上受挫，并不是日本有这种愿望有什么不对，日本民众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发挥作用，这本身是在情理之中的。之所以受到挫折，责任不在别人，而在小泉首相。是小泉本人不讲诚信、不顾大局断送了日本民众的善良愿望。

　　记者：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持续低迷，日本舆论普遍希望寻找到国家前进的新方向，这也是导致日本近年来民族主义上升、右倾化加剧的一个重要背景。但在如何处理同亚洲邻国关系、如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等一系列问题上，小泉政府的外交方略频频碰壁。在您看来，经历这次政坛地震后，日本国内是否会有所反思，是否会作出某种战略调整？

　　徐敦信：日本今后走向何方？这个问题要靠日本的政治家和各界精英去考量。在我看，日本之所以为日本，是因为它地处东方，即所谓“日出之国”。历史上日本曾经“脱亚入欧”。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要搞现代化，需要向西方学习、借鉴。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亚洲正在兴起，且势不可挡，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回归亚洲的思想。我跟日本朋友讲过，日本，日本，日之本也，岂可忘“本”，这个本就是亚洲。日本应该回到亚洲来，立足亚洲，联合自强，日本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赢得信任和尊重。至于说政策调整，日本多数在野党是不认同小泉政府目前的政策的，联合执政党内部也有许多不同政见，因此，大选后，政局如有变化，其内外政策自然会作相应调整。(本报记者王珍)

　　人物档案 专长在亚洲事务

　　徐敦信，江苏扬州人，出生于1934年12月10日。1956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曾在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实习工作。

　　1964年7月入外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8—1988.2)，亚洲司司长(1988.3—1989.10)，部长助理(1989.10—1991.4)。1991年4月—1993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93年4月出任驻日大使。任部长助理后，1989年12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7月在北京和新加坡代表就中新建交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1991年多次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1991年8月在北京同越南副外长就中越关系正常化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磋商；次年9月赴河内参加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第一次副外长级磋商。1991年4月率中国外交代表团对文莱进行首次访问并就中文建交问题进行会谈。1992年2月赴印度参加中印边界磋商；同年5月—8月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在北京就中韩建交问题同韩方代表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