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社科院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53岁，这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21世纪什么最珍贵？人才。因此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通病”必须得到重视。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谁应该负责任？社会舆论纷纷，观点不一而足，但笔者认为，作为被关注的主角，最应该反思的其实是知识分子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那些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是被社会所累，不如说是被自己所累。

　　多数知识分子早死是健康状况恶化造成的。在常人眼里，生命很重要，而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却经常忽略自己的健康，因为在他们的眼里，生命的意义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追求“业绩”。像浙江大学年仅36岁的数学系教授、博导何勇，发烧到38、39℃还说没事！据报道，何勇处在昏迷中还在念叨背包中要读的书。诚然，知识分子要肩负一定的科研任务，往往越是精英，肩负的任务越重。但笔者认为，搞好科研与注意身体其实并无矛盾，之所以为了科研不顾身体，一是社会鼓励那种违背生命规律的“奋斗”精神，二是知识分子固有的功名意识使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比例大于普通老百姓，其实是有必然性的。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既是出于科研工作者的良知，更是社会竞争的需要———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比常人更有出人头地的欲望，而精英之间的竞争之路崎岖陡峭，特别是那些处于宝塔尖上的高级人才，为了一朝扬名天下，甚至连“陪妻子晚饭后散散步都做不到、陪孩子玩的工夫都没有”，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常态。国家给予更多科研项目和任务，在大多数精英眼里，恰恰是对工作成绩的肯定和褒奖，而不是“包袱”，是他们非常乐意接受的。当追求荣誉最大化的冲动盖过一切时，牺牲健康、牺牲生活、牺牲家庭也就不难理解了。违反生活常规的生活方式自然会让健康不断的“流失”，一个生命在不经意间终结也就不难理解了，例如何勇，就是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

　　人的行为源于内心的欲望，也能从传统中找到痕迹。中国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大都信奉“劳心者治人”的传统观念，一辈子追求功名，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至高境界，往往忽略了生命本身的意义。看来知识分子要补上一堂生命教育课了。生命价值的核心是责任，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给家庭带来不幸，给国家带来极大损失，这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所不容许的。知识分子要明白，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事业也不是生命的全部；家庭不是可有可无的，休息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应该在一个广阔的生命空间内游刃有余，既要在工作和休息之间作出合理安排，又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在国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够定期休假，工作再忙也要花一定的时间陪家人，这值得我们学习。即使退一步，站在科研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讲，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较长的生命周期也能出更多的成果。

　　因此，在多元化的生活中间，在健康的生活中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社会之痛才可能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