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并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华中重镇”武汉，企图实现“速战速决、征服中国”的美梦。

　　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共赴国难，领导全国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武汉抗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使之再也

　　没有一次性集结数十万大军作战的能力。

　　由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整体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奠定全民持久抗战的坚实基础

　　1938年初，日军以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两路夹击，向武汉步步紧逼，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形势十分危急。

　　此前，中共中央已多次发出急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巩固西北，调整华北、华中战场兵力部署，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建议。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起草军事建议书，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的持久战战略方针。

　　5月26日至6月3日，徐州会战结束后，武汉会战迫在眉睫。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正式提出抗日持久战的防御、相持、反攻的三个战略阶段，并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详细讲解了持久战各阶段中的游击战战术。

　　当时，中国军队刚刚赢得正面战场第一次重大胜利--台儿庄大捷，有人被局部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中国抗战已越过危险阶段”，再打几次这样的大胜仗，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与此同时有人则继续散布着“亡国论”。

　　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宋健说：“在这众说纷纭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的持久战思想，犹如黑暗中的灯塔，使人豁然开朗，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对指导全国的抗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健说：“武汉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坚实基础。”

　　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侵华图谋

　　日本曾经叫嚣攻占武汉是“决战的最好机会”，也是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或者说是最后的机会”。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沉重的打击。

　　徐州失守后，从武汉到全国，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做好了保卫大武汉的作战准备。

　　中国军队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飞机200余架、舰艇及布雷小轮30余艘，共100多万人，由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负责江北防务，由陈诚指挥的第九战区负责江南防务，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

　　在一次次著名战役中，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以死相拼，书写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在万家岭战斗中，敌方孤军深入，双方阵地犬牙交错，战斗异常残酷激烈，中国军人与日军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以铁桶般的包围和潮水般的攻击，歼敌一万多人，最终使弹尽粮绝的日军第106师团陷入了灭顶之灾，除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率领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脱外，几乎全军覆没。

　　在武汉空战中，年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怀着报仇雪耻的决心和保家卫国的壮志，浴血蓝天，与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搏斗，先后击落和炸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艇23艘，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壮歌。年仅22岁的飞行员陈怀民在被5架敌机包围的情况下，毅然撞向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

　　浓烈的战火硝烟也升腾在万里长江的滚滚波涛中。从安庆、马当到九江、湖口，再到田家镇、半壁山，海军官兵们冒着日军炮火与飞机的轰炸扫射，把一颗颗水雷布放到江中，炸沉日军舰艇60余艘，把长江这一“黄金水道”变成了日军的“死亡航线”。

　　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抗战结束，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由此，日本侵华“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被彻底粉碎。

　　为中国工业西迁赢得宝贵时间

　　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占中国“半壁江山”的工业尽落敌手，损失惨重。日军利用这些工厂快速生产，以战养战，而此时，西南、西北等地工业十分薄弱，支撑整个抗战的工业体系走到了悬崖边缘。

　　国民政府决定立即在西南、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战时工业基地。在《武汉会战方针及指导原则》中，明确提出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会战，阻滞日军攻势，为工厂抢运赢得宝贵时间。

　　此前，由于战事紧逼，组织仓促，沿海仅170余家企业内迁武汉。为了吸取教训，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迁建委员会，进行了广泛宣传动员，并提供1000多万元的资金保障，组织沿海内迁企业以及湖北沿江各大工厂紧急西迁。

　　这是一次悲情而壮观的罕见大搬迁。“江边码头极为繁忙，大小船只来回穿梭，足足运了几个月，人们依依惜别，抱头痛哭”。时任第九战区司令官陈诚的机要秘书、91岁的郭大风回忆起当年的情势，依然历历在目。

　　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工厂的安全转移，抗战是不可能坚持八年的，别的不说，子弹就供应不上啊。大批的机关、学校西迁也要经过武汉，要是没有充足的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抢运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天，一些无法运走的机器、设备被全部炸毁。1938年10月25日，当日军铁蹄踏入武汉时，长江上最后一行满载着人员物资的船队刚刚缓缓驶离，日军只得到一个烈焰冲天的空城。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介绍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仅从武汉西迁的企业达223个，10余万吨设备安全抵达川、滇、陕、黔等地，组建新的企业。其中，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内迁后，组建的重庆钢铁厂，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钢铁厂。

　　这些内迁企业迅速恢复生产，赶制大量枪支弹药及其他军需品，扛起了抗战大旗。由此，也改变了旧中国的严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使西部形成了一批著名的工业中心。

　　专家指出，中国工业的大举西迁，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次突变。依靠武汉保卫战赢得的宝贵时间，一大批工矿企业最终得迁后方，从而奠定了战时中国工业的基础，为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