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意愿

　　广州市番禺地区的商人杜家伟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而成为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在他1974年出生之后，原本母亲想再要一个男孩子，但是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广东省推行。这样杜家伟就“只有”3个姐姐和1个妹妹。

　　但是杜家伟自己却有2个儿子，而且还想再要1个女儿。这当然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但是杜家伟却有自己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交钱。他告诉记者，当时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计划生育部门曾经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在他交纳了一定金额的款项之后，仍然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且顺利地给孩子上了户口。

　　而广东省另外一位接受采访的张先生却用了另一个办法，《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户籍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新组合家庭可以按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因此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办理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证明，也顺利地拿到了二胎准生证。

　　想生二胎的两个极端

　　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要2个孩子，一方面是仍然残存的传统影响，一个家庭总希望能够有一个男孩子延续香火；另一方面，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希望能够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的成长环境。

　　据统计显示，想要二胎的中国家庭，往往占据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同。以往农村为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为“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在城市里不可能出现；而动辄数千数万元的二胎准生证，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不算是经济负担。杜家伟跟记者计算说，他在给二儿子办户口前后，加上二胎准生证的款项，总共支出是6万多元，这对于拥有一个资产总额达1400多万的鞋厂老板来说，根本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