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世网消息导语：美国只有一个“硅谷”，印度只有一个“班加罗尔”，而在中国，北京、上海、大连、成都等城市都想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然而，“中国的班加罗尔”最终也只能有一个。目前来看，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天然条件”和政府对软件外包的重视，大连走在了前面。然而——

　　坐飞机，从大连到日本仅需要一个多小时，到韩国不到一个小时。大连处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心位置，和日本、韩国非常近。

　　“即使我们不想发展软件产业，日本人也会找到大连的门口，要在大连发展软件产业。”大连市市长夏德仁说。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很多日资企业就开始把大连作为一个办公后台，和大连企业合作，很多大连本土软件企业如华信、海辉等靠吃“日本饭”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排在前列的企业。

　　在最近几年中，日立、三菱、NEC、Sony等日本企业都在大连建立了客服中心或者软件研发机构。通用电气公司、戴尔、埃森哲、毕博、惠普等欧美大企业也在这里设立了针对日本或北亚市场的软件研发或运营机构。

　　“不仅是因为地理位置近，往来方便，而且大连人才不错，会说日语的人较多。”而吸引外包生意的决定性因素是大连较低的人力成本，而且大连的地价比北京和上海要便宜得多，比东京和大阪的天价地皮相差更远。据了解，2004年，日本在大连的外包服务业务价值达到了3750万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

　　“现在大连对于日本来说，就像班加罗尔对于美国一样。”毕博公司中国研发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有人开始把大连和印度班家罗尔相比较。近日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与班加罗尔相比，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我们也有比他优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基础设施。但是如果经过10、20年的努力，我们在面向日本的软件开发方面从质量和水平会不亚于班加罗尔。”

　　由于有超赶印度班加罗尔的雄心，和“天时、地利、人和”的“天然条件”，大连IT外包走在了其它城市的前面。2003年大连被国家科技部评为“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获得这个“称号”的城市目前仅有大连。然而，大连要真正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才缺口”需要填补

　　“几乎每天担心猎头公司挖自己手下的人。”一从事多年软件外包业务的大连本地软件企业老总向记者抱怨。大量外包订单的涌入，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驻，给大连的软件外包带来了机遇，也引起了人才的短缺。

　　“互挖墙角常常出现”，不但大连华信等本土软件公司谈起人才短缺问题都很忧虑，也让进驻在大连的跨国公司业务扩张也遇到了难题。

　　大连华信从96年创业之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了近两千人，但目前的员工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华信目前正在进行外海上市的冲刺，“目标是要继续做大做强，而目标的实现关键是我们能否聚集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对记者说。

　　通用电器大连咨询管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是最早进入大连开展BPO的企业，该公司原定计划在大连招聘3000—4000人，现在只有1300名员工；惠普去年落户大连成立了惠普全球运营支持中心，目前主要从事针对北亚地区的软件开发、BPO、呼叫中心等业务。据惠普全球运营支持中心(大连)总经理陈生介绍，目前该中心员工总数有近800人，计划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发展到2000—3000人的规模，对人才的需求也非常迫切；IBM公司正式入住大连软件园的时候，曾经提出在五年内发展到拥有员工20000人的目标，尽管该公司2004年底员工数量达到600人，与实现这一目标的差距依然很大。

　　一业界人士比喻国内对日软件外包企业正面临着“快乐的痛苦”：对日软件外包业务多得做不过来是快乐的，但人才的匮乏导致订单丢失却是痛苦的。

　　夏德仁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目前制约大连软件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人才缺乏。“为此大连招商引资现在已经放缓了步伐，现在很多企业到了大连，招收一两百人还可以，招收三四百人还勉强，但是超过了这个数字后就感觉到大连的人才非常缺乏。

　　据夏市长介绍，为了解决人才问题，大连市政府从98年开始就建立起一套人才培养机制。但最近几年，在大学培养的人才还没有进入社会之前，这是大连人才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他预计目前共需要从业人员8万-10万人，但目前大连的从业者只有3万人左右，实际供应能力与需求相比，存在较大缺口。

　　根据大连市的调研，目前软件开发人才的需求的层次是1：2：7，其中中高级人才占总需求的30%。最高层次是软件架构师，要求精通日语、英语或日英双语，在IT领域工作8年以上，这部分占从业人才比例的10%左右；中层是项目经理PM和系统工程师SE，要求精通日语或日英双语，IT领域工作3年以上，1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这部分占人才比例的20%左右；基层人才主要是软件工程师PG，要求日语三级，英语四级以上，1年以上IT经验，这部分占人才比例的70%。

　　针对当前大连对中高级软件人才的迫切需求，8月16日，以“大连，软件精英的舞台”为主题的国际IT人才招聘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次人才招聘活动由大连市市政府出面、市长夏德仁亲自带队，和大连本地的众多知名企业组成的招聘团，以北京为首站，在中国国内各大城市和海外多个城市展开为期半年多的招聘会，在全球范围内招揽高端IT人才。

　　实际上，人才缺乏问题不仅大连急需解决，这已经成为整个中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夏德仁市长认为，中国人才资源的缺乏是一个结构性的缺乏。做过多年大学校长的夏德仁市长深刻认识到目前人才供需中的矛盾：“大学毕业生中有1/3在第一次分配过程中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1/3到了岗位上之后又觉得专业不对口，剩下1/3才算是能够找到比较理想的岗位。”他希望向大连这样的招聘活动能向教育系统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大企业需要高素质的计算机软件人才！

　　“消化能力”需要增强

　　尽管做日本软件外包中国企业有优势，但实际上中国企业所能获得的订单数量与总量难成正比。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对日软件外包占全球软件外包的市场规模的7%左右。据夏德仁市长介绍，日本软件外包市场在100亿美元左右。而与“100亿蛋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大连现在才“切到”2亿多美元，而据了解全国对日出口的总额也就10亿多美元。相比对日软件外包这块大蛋糕，我们的胃口太小，消化能力有限。

　　据著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对软件外包市场调研分析，目前中国的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相对低端的数据处理和软件编码，而印度外包的区域特点是呼叫中心、软件开发、工程设计以及后台运作和数据输入。

　　软件外包，我国企业还停留在这条产业链的最底层。这种情况显然与国内企业的业务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缺乏高端的人才则是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企业)做不了高端，不是市场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华信总经理刘军曾对记者过说。“中国企业自身规模有限，根本接不了大单子。”据估计，中国目前有数百家从事软件外包的企业，但规模大多在数十人至数百人之间，这与印度和美国软件企业动辄几万人的规模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这就是水平和层次上的差距。而和中国企业争夺“软件外包”蛋糕的却是这些来自印度、爱尔兰等地区的全球实力对手。中国企业做不了高端单子，只能实力强的国外对手拿去。

　　在软件外包中，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集中在欧美。而对于希望承接欧美软件外包大单子的企业而言，“消化能力”更是挑战：“要求500人的规模绝对是一道铁门槛。”实际上，中国企业能超过500人规模的并不多。

　　尽管近年来大连在对日外包取得飞快发展，但相比北京、上海，软件自主研发方面还处于劣势，很多公司把高端的软件研发和对欧美的外包业务放在北京和上海做。显然，目前大连的对日外包如在比较低端的数据处理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要提升面向高端外包业务领域。

　　“大连软件产业发展是从先给别人打工开始。”夏德仁说。他承认，大连目前光做外包，竞争力还有限，层次也比较低，他希望通过这次招聘活动找来一批高端人才，使大连具有足够的研发能力。“先做好对日外包，下一步积累经验，培养人才，锻炼队伍，具备实力后进军欧美市场。”

　　“创业氛围”有待形成

　　国内各地在招商引资或招聘人才的时候主打的“招牌”多是能提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大连也不例外。在此次人才招聘发布会上，夏德仁市长表示：“大连有很多的优惠政策，而且比其他城市更加优惠。”

　　“我们和每个地方谈，鼓励政策都是差不多的，如比成本低呀，比土地便宜，比人便宜等”，一位回国创业的“海归”老总对此深有体会。

　　然而，引进高端人才，尤其是从海外引进“海归人士”，他们更看重的是类似美国硅谷的鼓励创新环境。

　　该位“海归”老总对记者说，硅谷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如地皮贵，物价贵，但还是很多人喜欢留在硅谷，就是因为硅谷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创业的生态环境。“在硅谷只要有1个“点子”，就会有10个人支持你，资金、管理等各方面都为你准备好。”

　　他认为，硅谷能吸引人才的地方在于，在一个健全的机制和环境里，技术人员需要的作的事情就是专注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而在国内，“很多事情太复杂，”他说，“吸引人才不能只凭房子、车子或者是退税。我们如何能够没有杂念的创业、钻研技术、创新才是最重要的。但很多地方还停留在一般的鼓励政策上。”

　　能把人才招进来仅是第一步，更重要是能否留住人才。而要留住人才，除了优惠政策外，更需要着力培养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

　　而在这方面，大连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与“硅谷”、“班加罗尔”有很远的距离。

　　“对于大连来说，我们正在培养这样的环境，这就是局部硅谷环境。”夏德仁表示，现在软件园发展初期要靠政府努力，给很多优惠政策先发展起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面竞争，有成功也有失败，大家可以不受文化和观念的制约，形成局部硅谷的环境。夏德仁相信只要高新人才多到一定程度，就能培养、形成这样一个比较宽松、比较国际化的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