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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在高校教师被列为“高收入个人”的同时，“高收入”成为高校教师的禁忌词。一些高校教师向记者透露其他院校教师的收入情况后，也不忘以“我们学校不行”为结束语。为什么高校教师一说起自己被归入高收入人群就如此“敏感”呢？

　　原因之一：认为税务部门的界定“挂一漏万”，没有将真正高收入的群体纳入视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目前我国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电信、银行、保险、证券、石油、石化、烟草、航空、铁路、房地产、足球俱乐部、外企、高新技术产业等；高收入个人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建筑工程承包人、演艺界人士、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高校教师等。但是许多高校教师认为自己与前些“高收入者”的经济实力相去甚远。上海大学一名50多岁的教授至今仍居住在学校10年前分配的50平方米的两居室中，他觉得将高校老师称为高收入者相当刺耳。这位老先生说：“你见过每天骑车上班，晚上买菜回家做饭的高收入者吗？”

　　原因之二：认为将教师和高收入联系起来有损教师形象。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个所有受访教师都没有明说，但是记者感觉很强烈的现象就是老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似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应与铜臭有染，因此对自己的收入也不愿明说。所有老师更多地以自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著作，培养过哪些杰出人才为荣，却没有一个人说我拿的薪水是院系里最高的，这说明我的能力最强。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吴勤波博士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尊师重教的国家，而教师也因此背负了相当大的道德压力，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原因之三：认为高收入教师只占高校教师的一定比例。某些院系的某些老师收入颇高，这是高校教师中的普遍观点；相对而言，那些基础性学科老师则被认为是高校中的“低收入阶层”。复旦大学去年开出“百万年薪”全球招聘生命学院院长，最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终身教授金力脱颖而出，事后引发激烈讨论。从“国际标准”的角度考量，金力的百万年薪合情合理，然而结合中国国情，一个生命学院院长的年薪全校最高，副院长一年薪水还不及他一个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慧中评价说，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要素，应该说，复旦的这一举措，为上海高校劳动力要素价格与国际接轨，首开先河。

　　吴勤波博士说，无论如何，高校教师被列入高收入群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多年来“脑体倒挂”不正常现象的终结。而以薪金和“以聘代评”等为内容的新的高校激励机制激发了高校老师的活力，从这点上看，让部分老师拿到高薪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