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重庆“棒棒军”

　　在西部城市重庆打工的余刚这几天心情顿感轻松，因为重庆市长王鸿举最近提出要为他们这些俗称“棒棒”的农民工更名，并呼吁市民不要歧视他们。

　　“棒棒”又称挑夫，在山城重庆随处可见。市民们有脏活儿、累活儿随口叫一声，“棒棒”就会应声而至。

　　32岁的余刚进城务工已10多年。他说：“干活再苦再累也不怕，怕的是受城里人的白眼。”

　　最近几年，重庆市每年新增农民工达40多万，他们大多从事运输、建筑、清洁等工作。政府部门的调查显示，农民工遭遇城里人歧视的比例高达92%，农民工的心理受到了伤害，并构成社会不稳定的诱因。最近有报道说，由于农民工不堪歧视，一些城市引发了多起暴力伤亡事件。

　　王鸿举说：“应改变类似“棒棒”这样的歧视性称谓以及其它歧视行为。”

　　“市长的话代表了我们的渴望，我们一直期盼城里人用正眼瞧我们。”余刚说。

　　目前，已有上百名市民打电话给市政府，建议将“棒棒”改为“老乡”、“运工”等。市政府打算从中挑选一个恰当的称呼。

　　首都北京新出台的《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解读》要求，中小学生不要用“有色眼光”看待农民工的孩子，不要嘲笑他们的发音和着装。

　　北京现有约272万农民工。而全国的农民工总数约1.4亿。农业部说，目前，全国还至少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北京的一些社会学家在赞许政府所做努力的同时也指出，单纯消除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还远远不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设计和文化环境上着眼，使农民工在城市真正享有生活空间。”

　　他说，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应逐步扩大到农民工，要从观念上对农民工一视同仁。此外，还应帮助农民工提升文化素质，改变其思想观念、行为态度、生活方式，使其自信“自己和城里人没什么不同”。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逐步取消城市管理体制上对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

　　去年9月，北京开始将农民工纳入社保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参加工伤保险的在京农民工达47.5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达42万人。

　　今年3月，北京废止了实施近10年的《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取消了对外来人员在就业、经商等方面的诸多限制。

　　重庆今年9月则开始实施全国首个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管理办法，内容包括农民工免费就业咨询、子女免费免疫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农民工受歧视关键是政治上的。“目前在中国，平均每96万个农民产生一个人大代表，而市民阶层则是每24万人产生一个人大代表。”

　　一些城市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深圳将全市350名人大代表名额中的10个留给了外来务工人员；浙江省则特别给义乌市增加了12个农民工代表名额。

　　不过，周孝正认为“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点”。

　　他说：“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