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届历次中央全会召开的信息发布，这一次是最早、也最为迅速的一次，距会议召开时间几乎提前了近三个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25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例行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同时，把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为主要议程。

　　有细心的政治观察人士指出，纵观历届历次中央全会召开的信息发布，这一次是最早、也最为迅速的一次，距会议召开时间几乎提前了近三个月。这为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提供了便利，体现了执政党推进党务公开的努力。

　　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

　　抓好发展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加快发展、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如何取得健康的发展，必然是十一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是，由于客观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所限，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过于注重经济上量的积累，对于质量与效益重视不够；过于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大干快上，造成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巨大差距；过于强调显性的发展成果，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发生矛盾；过于注重经济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这些问题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观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贯穿发展的始终。发展中如果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十一五的发展首先要在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上下工夫，就是要切实把发展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切实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打造创新之魂

　　这些年来，通过引进与消化、跟踪与模仿，中国在紧跟当前的国际先进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相当有成效的发展成果。但是，一些问题也值得注意。比如过分强调做外国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满足于运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参与低水平、低层面的国际分工，结果资源浪费了不少，环境破坏了很多，换来的却是微薄的劳动力血汗收益。

　　相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抢注专利，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专利，设置了重重的专利壁垒。它们以安全标准为理由，以技术专利为盾牌，借助技术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完成了由简单的关税壁垒向复杂的技术壁垒转变的过程。近两年来，由于中国的许多技术标准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扩大出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中国的技术标准不够完善和统一，技术手段落后，在合理、有效保护民族产业方面又力不从心。据测算，入世三年多来，技术壁垒对中国出口直接与潜在的影响每年超过530亿美元，接近年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能否顺应当前国际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增强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国际竞争地位，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创新是民族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十一五期间，坚持自主创新、综合创新，将被高度强调，从而为中国在新一轮的世界产业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大力破除体制性障碍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值得牢记，这就是：“还是制度靠得住”。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改革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体制的障碍和机制的弊端，诸如行业行政性垄断、部门间利益冲突、产权关系不明晰和监管缺位等等，还严重制约着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未来的十一五发展中，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化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使企业、政府、市场能够互补互动，形成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合力。

　　再进一步，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文明建设也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当我们承认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的时候，就必须面对一个客观的事实，这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等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与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由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利益获取的此消彼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与问题，使得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些不同的利益都需要去兼顾，去尊重、去保护。

　　这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进行体制设计、机制创新、制度安排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新的变化，下大力气创新健全和谐相处的体制和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把这种客观的冲突尽量降到最低程度，实现最大可能的协调与整合。

　　共享改革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往往是一个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既充满了新的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

　　严峻的是，这一时期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相重合。在这一关键时期，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老大难、烂摊子和积累遗留的大量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如由于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冲突、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表现为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环节的问题，但置于矛盾凸现期这一大背景下，它就会演化成为社会性的问题、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当前更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一定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能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就是对于广义上的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系统和全面考虑，这一战略部署理当是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