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28日专电　酝酿多时的又一轮药品“降价方案”28日出台。但记者调查中发现，在一次次“降价令”后，老百姓还是认为药价太高。发展改革委的有关领导也认为，许多药品仍然有降价空间。调查显示，居民平均每次门诊的费用和住院费用，远远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从表面看来，药价虚高的坚冰在近几年似乎有了明显的松动迹象。2002年，股份制民营企业开心人大药房在南昌开张，以低于国家核定零售价45%的价格出售药品，令市民欢呼雀跃，出现了提着篮子大摞大摞购买药品、付钱排起“长龙”的情景。此后，我国药品销售市场上刮起了“平价”旋风，平价药店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

　　平价药房可以说是一剂“良方”，但还不可能根除药价的“虚火”。江西省发改委商品价格处副处长茅菊英认为，平价药房治理药价虚高的作用非常有限，原因出在当前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上。首先，平价药房的药品销售量太小，我国药品销售终端大头在医院，其市场份额占85%以上；其次，我国大多数医院的处方药不允许外流，有公职的医保人员也不可能拿着处方到平价药房购药，同时，平价药店中处方药品比例也较低，可供选择量小；第三，平价药房绝大部分不是定点药店，它们最大的消费群体是自由职业者、下岗工人。

　　业内人士认为，只要医院不平价，虚高药价还是平不了。郑州天方大药店的赵经理说，医院的药品价格一般比平价药店要高出20%～30%，甚至更高。如一盒迪奥脑心康6元进的，平价药房6.5元可能就卖了，到了诊所就要9元，到了医院得12元。

　　按常理分析，国家发改委连续十几次降价的药品都能在医院买到也能省不少钱。但据记者了解，国家对部分药品再降价，而替代品种多、价低的药品还是进不了医院。究其原因，一是现今“以药补医”的医疗体制，二是药品回扣等不正之风在作怪。

　　据统计，目前医院的总收入中，药品收入约占48%；医疗服务收入约占47%；财政拨款等约占5%。在财政补贴严重不足，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药品销售收入自然成为医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多开药，开贵药实际上也就成了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特殊经营机制与补偿机制的直接后果。

　　另据了解，药品要想在医院流通还要遵循许多“游戏规则”：进行层层“公关”，通常要给医院让利15%左右，这是国家允许的部分，叫“明扣”；医院从医药公司那里还能拿到一部分灰色收入，大约10%，叫“暗扣”。此外，医院举办各种活动时，药厂或医药公司都要“随份子”。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种药品如果出厂价为1～2元，售价10元就很正常，但生产企业通常只有10%的毛利，其余8～9元的利润都被流通领域“吃掉了”。一般医药产品销售不招标进入医院到达消费者要经过多个环节：生产企业→一些买断总经销的大型批发企业→各大片区或者省级代理→地市级代理→医药批发公司→销售商→院主管领导→药剂科主任→医生→统计药方的统方员→消费者。当药品从厂家到消费者手里时，药品的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价值。

　　某种药原来只卖5角钱，改了包装和名称后，便堂而皇之卖到1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抵消“降价令”带来的损失，一些药厂在研发新药难的情况下，“心急火燎”地做起了换包装和药名后仍高价销售的“表面文章”，假借“新药”之名，行暴利之实。

　　茅菊英认为，我国大多数药品都是仿制药品，其化学成分、生产工艺基本相同，生产成本也相差无几。但近几年，各种充斥市场的“新药特药”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经过一下“变脸”，价格就增长几倍甚至几十倍。它们或变换剂型，或改变包装，或更换名称。而药厂在进行成本核算时，就把所谓新药研制开发费用、设备更新费用等统统计算在内，如此一来，新药价格就普遍高于老药价格。

　　南京一家制药厂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药就像做手机，手机价格一直在降，但总有高价新产品推出。同时，你降低我这个药的价格，我马上就推出一个新药。”

　　看来，根治医药价格虚高，板子打在“降价”上，恐怕并未“对症”。屡打降价板子，药价还是虚高。

　　江西医药集团办公室主任熊海珊认为，国有药厂在一次次的“降价令”后，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得相当小了，不少企业面临着亏损局面。药品降价的主要空间在医院，消费者接触药品价格是在医院和药店，药厂的药价下来了，医院的价格是不是也能降到位呢？

　　茅菊英认为，遏制药价虚高，国家有关部门应加速医药分离的步伐，鼓励医疗机构药房转为社会零售药店，培育市场竞争主体，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销售的利益关系。

　　江西省医院管理学会专家胡国琪则认为，药价虚高的板子应打在政府身上。他说，导致药价虚高，除了医院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之风外，国家要承担主要责任，他建议，国家抓药价，应把问题简单化，只抓两头，一是卡死药品出厂价，二是卡死医院的用药价，至于中间环节的利润经过多少环节分解，无需理会。比如一种药品5元的出厂价，国家若规定放30%的加成率，到患者手上的价格便卡死在6元5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