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指出，当前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着浮躁情绪，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盲目性，造成了种种失衡、无序的现象，必须切实加以纠正。

　　仇保兴对记者说，这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错综复杂，但与一些地方领导思想上的“盲目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盲目症”，归纳起来有八种：

　　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在全国总共661个大中小城市中，竟然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还有许多个城市要建CBD。今年5月份在南京开了一个CBD的国际研讨会，居然有400多人到会，如按一个城市来2个人算，就有200个城市，可见CBD的热度仍很高。所有城市都向区域的中心挤，向网络化的节点上挤，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是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由于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所以这种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就越来越强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这既有客观的体制策动，又有主观的盲目性。

　　三是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片面地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城市生态良好。其实，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的条件是不同的。多组团布局适应于规模非常大的城市，一般是市区人口规模在150万～200万甚至超过的城市才可以考虑多组团。但有些一般的中小城市，不是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也盲目追求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果导致城市集聚效应大大降低、能耗大增、土地利用效益下降、基础设施成本成倍增加。

　　四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解放以来，我国城市中传承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古建筑和遗迹受到三次严重破坏，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到大炼钢铁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借“改造旧城，消灭危房”等动人口号，使某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风貌遭受了灭绝性的毁坏。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标志性”建筑，大广场、宽马路、大草坪、豪华办公楼、景观房产、欧化建筑席卷全国。

　　五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不仅有80多个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车，有的城市还限制脚踩、电动两用自行车和自行车上路，甚至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

　　六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在许多城市，开发区越建越多，不少还距离城区很远，结果是，每天数十万的“上班族”浩浩荡荡到开发区工作，下班后又浩浩荡荡回到居住区休息，如此奔波于开发区和居住区，造成一种“钟摆效应”，从而产生用能、用地、交通三大障碍。

　　七是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西部某个缺水的城市，竟然在城市外围开挖了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有的城市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使得泄洪疏导往往来不及；有的风貌单一的城市还劈山为地，把山推平。一些地方领导想为官一任，就应该在地球上留下烙印，然而，思路错了就变成了遗臭。

　　八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有些地方领导人认为自己既然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于是，有的城市一换届，领导人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城市发展不能揠苗助长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提出了一个令人忧虑却未被真正重视过的问题。

　　他说，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由此造成了种种失衡与无序。

　　失衡与无序显然是政府官员比较抽象而含蓄的说法，而在我们看来，城市化发展不当，无非导致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第三，也正是本报所一向所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竞争力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