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工作(资料图片提供现代文学馆)
1904年11月25日，原名李尧棠的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尧棠却最终成为一名令中国文学界为之动容的作家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一个世纪的笔迹将被一代代传承下去。今天就是巴老的百岁华诞文学界的后辈们面对这个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想说些什么﹖
诗人、散文家、编剧邹静之： 巴老文字不带表演
巴金先生的作品我不是每一部都读过，但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家庭，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他通过他的文学，传达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风貌，以及在封建社会结束的时候，那种新型的家庭关系以及年轻人对新生活的矛盾和渴望。
令我敬佩的是，在解放后，尤其是“文革”后，巴金先生又写出了让我们感觉到自由自在的文字，甚至觉得“文革”后的巴金先生的文字对我的直接影响更大，我认为他的生命、他的文学是伟大的。巴金先生在“文革”后写的一些文字是由衷的，不带表演的，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应从网络文学的表皮走向内心深处，那里肯定有让我们感到新鲜、惊讶的东西。
新生代作家石康： 他在所处的时代是最优秀的作家
巴金没有什么最大的成就吧！就是一个作家嘛，一个最早拿稿费的作家。在追求真理上，巴金不是最突出的。在文学上，他的那种老范儿的书跟现代生活没什么联系，没有生命力。对他的作品不太了解，总共没看过几本，只是翻阅，所以说不出什么，但他在他们那拨作家里是好的，就是和他年龄相当，或上下四五岁的作家中是最优秀的。
当代著名作家从维熙： 建“文革”博物馆是给巴老最好的礼物
巴老在晚年最辉煌壮丽的一笔就是在《随想录》中把“讲真话”的问题提出来。讲真话按说不是问题，但是在十年残酷的“文革”时期，这是无法实现的。随想录中最核心的一笔就是讲真话，而其中谈到的建立“文革”博物馆，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巴老写出了自己“文革”中被残酷批斗时，不得不说假话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是激励中华民族自视残缺，同时自立的最好途径。现在在中国，各种博物馆拔地而起，惟独“文革”博物馆迟迟不见踪影。我们应完成巴老的愿望，而不只是鲜花和蛋糕，真实的应做的就是建立博物馆。
有成绩唱颂歌，有不足回头一看就应改正。不提是不应该的，我们不能遗忘。
《中华文学选刊》总编王干: 巴老是一面镜子
巴老三十年代的《家》《春》《秋》很好地把中西方文化传统细致结合。坚持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好。是100年来新文学的大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有目共睹。巴老后期作品语言简单，有返老还童之特点，讲的道理并不高深，文字也不复杂。
巴老在真理追求方面也是有一些挫折，不过一直向着光明，也达到了高深的境地。
巴老的文学精神、艺术精神对青年人有传承性的影响，教青年人要真诚面对现实，不要矫情，要讲真话。
巴老跨越了两个世纪，巴老的文学创作和做人精神给文学工作者、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讲真话，不虚假等等都是现在一些作家要汲取的。巴老的精神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巴老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 巴老是那个时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启蒙者
巴老在新文学传统中有重要意义。要学习巴老的精神。
巴老确立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是一种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由于巴金自己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对个性自由追求、对封建枷锁的反抗，以及个人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确定了那些重要的主题。实际上他确定的那些主题不是他的，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一直延续和应对着正是巴金当年所关注、所激动的问题。这就是巴金启蒙地位的所在。
晚年的巴金表现的对个人的、真诚的、自我批判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两个方面构成巴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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