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巴金在香港接受一个荣誉性的称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巴金的名字又一次在港岛引起了轰动。香港青年们用这样的话献给老人:“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放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
新华社记者赵兰英被数十家媒体围追堵截。业内人当然知道,她与巴金的关系最铁。
她不得不婉拒了绝大多数的媒体。她说自己是写过几十篇专访,但之所以和巴老投缘,细想来是因为淡泊。
淡泊拒绝炒作。
三个小时的采访,我们一起叙说着百岁巴老。尽可能逼近内在,尽可能还原本真。
一生就写过一部作品
记者:巴老的第一身份无疑是作家。百岁回首,我们究竟该怎样准确认识作家的巴金?
赵兰英:(沉思片刻)其实,巴金没想到自己后来会当作家,他是个革命青年,你们去查一查,他最早发表的不是小说而是政论文章,如刊登在《时事新报》上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采访他20多年了,有句话不知听他说过多少遍———“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巴老总说“心中有团火”,总要“把心掏出来”。他是说过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1998年还亲口对我说,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不过就写了《随想录》这一部作品。我感觉得出,这不是谦逊是清醒,这就是作家巴金。
记者:早年巴金的成名作品,似乎没有多少中国古典文学的印迹,甚至鲜有中国成语。他在《随想录》
中忏悔年轻时喊过“烧毁一切线装书”,这与他晚年爱背唐宋诗词有关吗?
赵兰英:这我无法判断,他确实多次对我说过,不该否定一切、抛弃一切。巴老古诗词的底子其实很厚,那是源于母亲的家教。他很是推崇李白杜甫,说他们不是靠当官而是靠作品留下来的。在杭州岳飞庙,我亲耳听他一口气背出了全篇《满江红》。
记者:革命青年最终走上文学道路,也是因为心中的“那团火”?
赵兰英:他早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热血沸腾地给陈独秀写过信,决心献身于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可陈独秀没回信,由此失之交臂。否则就像巴老女儿常说的,巴金的人生肯定会走另外一条路,以他火一样的禀性,可能早就牺牲沙场了。
谁是巴老最后的“主角”?
记者:巴金的作品在今天,影响毕竟不能比“洛阳纸贵”的当年,巴老自己怎么看?
赵兰英:他看得很清楚。他曾说,三四十年代的青年很热爱他,如今的青年有些不理解了,“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尽管他为此感到寂寞、孤独,但他又强调不用替他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多么睿智、真诚、可敬的老人!
记者:巴老对现在的作家作品有什么评说吗?
赵兰英:这样的话题我们涉及很少,后来他的视力也不允许看书了。但还记得巴老有次和我聊天,他很诚恳地表白,“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青年人的,他们比我写得好,写得多,他们也比三四十年代的青年人强。”在我的记忆中,80年代早期他曾为《高山下的花环》感动,也很赞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灵与肉》,说“现在的青年人比我行”。
记者: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随想录》也不怎么样,讲出这些话没啥了不起。
赵兰英:《随想录》1979年就开始写了,是国内最早反思文革的文章。在当时的环境下,巴金能第一个站出来,坦然公开承认自己在文革中讲过违心的话,写过违心的文章,违心承认过一些事伤害朋友,这种先觉的智慧、磊落的襟怀、自省的勇气,就是了不起的中国良知。我们今天为巴老祝寿,重在光扬一种真精神。
记者:《随想录》之后,巴老打算过再写什么吗?
赵兰英:听他说过想写一个长篇小说,题目已经有了,叫《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不过写谁写什么不知道了。也许是以萧珊为原型,因为巴老总说妻子的眼睛很美丽,但这位“主角”终究是个谜。
6万!警卫惊呆了
记者:有一种声音,说如今对巴老的赞誉,是因为百岁长寿的“稀奇”,你怎么看?
赵兰英:巴老是以作品和人品赢得爱戴的。有个“秘密”我一直没写过,因为巴老不愿提,我现在说出来总觉得有点忐忑。巴老几十年来以“一位老人”的身份,捐出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次的慈善款,1997年华东水灾,他就一下拿出12万元。即便如今他腿不能行,口不能言了,家人仍按他的意愿,每年捐款都不低于5位数。
记者:巴老始终只领稿费不拿工资,也宽裕不到哪去吧?
赵兰英:冰心说他是全中国专业作家独一个,自己不拿工资,妻子萧珊到《上海文学》杂志社作编辑,也是义务。你说他能有多少积蓄?可那年他被安排到杭州疗养,离开时硬是自掏腰包交“食宿费”,警卫当时惊呆了,那么多名人来住过,没见谁交这么多钱———整整6万元。
记者:你最后一次采访巴老写了什么?
赵兰英:遵命不写。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8年的岁末,我去探望巴老,说新年到了,能让我写点什么?巴老不允,说自己整天躺着,没做什么事,要实事求是嘛,别写。没想到,不久他病情恶化,再没开口说过话。
记者:淡泊名利,不意味着淡漠人情吧。
赵兰英:巴老对人那个真啊!举个小例子,80年代我与社里一位姓王的摄影记者去采访,年过八旬的巴老笑问,“小王,还记得第一次来采访我是哪年吗?”我的同事实在想不起来。“1961年嘛,那天还碎了一个灯泡。”巴老女儿小林说,巴老晚年口述《怀念郑振铎》,六十年前的细节竟出口成章,这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真诚”,铭刻在心的真诚。
庆典“内参”呈中央
记者:大名人百岁生日,可谓“人间哪得几回闻”。
赵兰英:本来可能规模很大,让我们给“搅”了。8月我去医院看巴老,小林告诉我,四川老家已经在筹备巴老百寿庆典,要花好几百万,“如果爸爸能说话,肯定反对”。她坚持要我把这个意思反映上去。我回去后就写了内参,中央很快下通知,要求各地尊重巴老意愿。这不,四川的庆典改为学术研讨会,上海照中央精神办,重点搞好图片展。
记者:巴老对祝寿说过什么吗?
赵兰英:一贯低调。1981年他见各地大搞“鲁迅百岁华诞”,就说“建好中国现代文学馆,才是给鲁迅最好的礼物。”巴老九十那年,上海有位名人过百岁在虹桥宾馆大宴一百桌,不少人主张巴老也“热闹热闹”,巴老故我,一碗寿面,一只蛋糕,一屋子鲜花笑语,他说蛮好。
记者:今年你会怎样表达对巴老的百岁祝愿?
赵兰英:我们几位与巴老相熟的记者早商量好了,11月25日一大早,捧给巴老一百朵最鲜艳的玫瑰。玫瑰是巴老的最爱,是我们的祝福,更是百年巴金的写照———灿烂、馨香、真挚。(解放日报2003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