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我乘上了上海飞往武汉的航班，当大多数乘客在享受“黄金周”出游的欢乐时，我却为如何采访好聂海胜的家人而苦苦思索着。

　　记者独自伫立枣阳车站

　　从武汉开往枣阳的长途班车当天足足走了7个小时。天黑了，车到了枣阳市，同车的乘客都顺着他们的轨迹回家了，开往聂海胜老家杨(土＋当)镇的中巴当天已经没有了，我一个人很茫然地伫立在车站里。最后决定先叫一辆出租车，来到聂海胜当年就读的“枣阳一中”。我站在紧闭的校门口前，试图去感受20多年前聂海胜在这里就读时的情景。

　　枣阳是一个县级市，很小，从宾馆服务员到大排挡的小老板都知道聂海胜的名字，也都知道他老家在30多公里外的杨(土＋当)镇上。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我如何准确把握好他呢？

　　第二天，满身泥土的中巴车把我带到了杨(土+当)镇。镇很小，仅有两条百米左右的马路十字交错。我住进了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店主开价每天15元。然后，店主把我带到一条马路尽头后，再走过一段非常泥泞的小路，路边就是镇里替聂海胜老家新盖的楼房。

　　记者决定拼体力和耐心

　　聂海胜的弟弟聂新胜把我请到屋里，随后又招呼他的姐夫给门口带路过来的店主递烟。此刻，屋内已有湖北来的记者在采访，且由枣阳市的宣传部长陪同。他们用当地口音交谈，我几乎听不懂，而且，聂新胜也不怎么爱说话。所以，我决定拼体力和耐心，留在杨(土＋当)镇，从聂新胜口中深挖材料。

　　中午，我看到瘫痪在床的聂母是靠半流汁度日的。于是，我想买一些营养品送去，可在镇上兜了好几家商店，发现那里最贵的营养品不超过50元。无奈，我只得选择一些可靠牌子的营养品。傍晚，我再次来到聂家，聂新胜把我带去的东西堵在门外，坚决不收，只收下我从报社带给他的一只小保温瓶，算是纪念。这时正在他家帮忙的他五姐夫打圆场说，记者也是一片心意，就收下吧。

　　当屋里就剩下我和聂新胜以及他母亲三人时，聂新胜很客气地挽留我说，他给母亲喂完饭，安顿她睡觉后，就在他们家吃晚饭吧。

　　其实，聂新胜天天忙着照顾母亲，家里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于是，我们决定出去买些东西回来。外面的天很黑，下过雨的路又烂，聂新胜执意走在前面开路。我们边走边聊，非常融洽。他透露秘密说：“许多记者来采访时，都拿着本子记，搞得我很紧张，就生怕说错话。”

　　买熟食的时候，聂新胜抢着付钱，最后我们商议一人买一样东西。轮到聂新胜买时，明明知道吃不了这么多，他却执意买很多。他说，你到我们家吃饭，一定要让你吃饱。我想给他买一瓶酒喝，他说他自己去买喜欢喝的白酒。

　　我俩之间最多的话题是瘫痪在床的聂母。聂新胜很信任我，他把他母亲为什么瘫痪的隐私也告诉了我。谈到晚上12点时，他坚持留我在他家过夜。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回去住15元一晚的旅馆。

　　回去的路上，我有些微醉，脚深踩泥地也不知。后来发现，尽管聂海胜在飞天前，寄给老家很多钱，但是聂新胜很节约，那白酒才4元钱一瓶。

　　记者曾试图打电话做逃兵

　　在北京，聂海胜即将成为航天英雄，而在湖北他的老家，有他瘫痪在床的老母，有他淳朴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我当时不知道如何下笔。第一天写了一千多字，就写不下去了；第二天撑到两千字，半夜无法入睡，起来全部推翻重写；我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憾，笔触可能无法准确表述这位航天英雄背负的家庭不幸，于是在第三天夜，我试图给总编辑打电话欲做逃兵。无奈，我忘带电话号本，打错了电话。于是，我放弃一切写作技巧，决定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去写。

　　初稿出来后，我不放心，拿着笔记本电脑再次来到聂家，请聂新胜核对。聂新胜只对一个地方提出异议。他说：“把自己抽4元钱一包烟，给客人抽10元一包烟的事情删去。”他有些腼腆地说：“那样不好。”

　　临出门，他又说：“我哥哥回老家后，我们邀请你来，你会来么？”

　　我说：“我会的，我要目睹英雄的风采，更要目睹你们家孝子的风范。”

　　话到此，他的眼泪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