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金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可以说，巴金是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记者曾采访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南京文联委员与常务理事、江苏作协顾问的杨静如(笔名杨苡)女士。她早年就读于天津，因为和巴金半个多世纪的信缘，成为无数受巴金影响至深的青年代表。

　　据杨静如回忆，她1927—1937年间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附小及中学部。她说，中西女校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是思想进步，氛围活跃，鲁迅逝世时全校师生还臂戴黑纱予以悼念。那时，巴金的作品《家》等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这些少年。她与巴金经历相仿，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其父时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九一八”及抗战期间，全家先后居住在天津的日、法、英租界。由于家庭的桎梏，她不可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给热情找不到出口、一直处于彷徨状态的她悄悄地给中学生最敬爱的巴金先生写信，她按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曾任该社总编辑)的地址寄出了第一封信，向他倾吐所有的苦闷，描述她的每一个梦。没想到，很快她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在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而且每封信都是一次鼓励，叫她相信未来，说未来总是美丽的。

　　杨静如说，1938年7月，她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8年抗战期间，她的生活很不安定，迁移过十几个住处，造成了大量珍贵信件和书籍的遗失，其中，也包括了巴金先生的几封信。但是，好在大部分书信保留下来了，印证了一代文学大师和一个热血青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1987年，杨静如将写于1939年1月12日至1985年9月28日间的60封信收进《雪泥集·巴金书简》一书中。

　　杨静如说，巴金的劝慰是娓娓道来的，鼓励是春风化雨的，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苍白的敷衍。“比如他在一封1942年6月寄自成都的信中这样开导我”，尽管时隔60多年，但是杨静如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仍然记忆犹新，巴老教导我，“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我赞成人制造梦，可以用梦来安慰自己，却不要用梦来欺骗自己。有梦的人是幸福的。”

　　杨静如对记者说，虽然离开天津已有60多年，但是人生之路的起点，可以说是从天津开始的，而且，这种影响，伴随了她的一生，是巴金的启发，让她明白了生命的意义。